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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债 务：本 体 与 法 理

杜贵琴
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我国现行立法对自然债务作了初步的规定。但是自然债务在理论上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本人在分析自然债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类型化解说，并认为自然债务符合法律的本旨，具有沟通法意与人情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债务 类型化 法意 人情

我国《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时效期间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1条中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学理上认为这是我国对自然债务的规定。但除此之外，我国法律没有对自然债务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也没有关于自然债务的原则性规定。本文拟对自然债务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自然债务概说

所谓自然债务是法律债务之对称。债作为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依是否能够请求法律强制力之保护，分为自然债务和法律债务，该分类体现了债与责任分离的理论。传统上，债权具有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和债权保护请求权三种权能，在效力上分别体现为债的请求力，保有力和强制执行力。作为法律债务具有上述权能与效力，是一种完全之债，而自然债务之所以为自然债务而区别于法律债务，系因其欠缺债的部分权能和效力，故有学者称自然债务为不完全债务，并将自然债务定义为“失去法律强制力保护，不得请求强制执行的债务”。【1】从该定义出发，自然债所欠缺的系为强制执行以获实现之效力。在英美法国家自然债务一般也称为不能强制执行之债务。在日耳曼法中，随着债务与责任的区别理论的兴起，将责任视为债的担保和实现的强制，使的债的关系明晰化，债并不必然负有此种担保或责任，故有自然债存在之价值。本文认为将自然债务定义为欠缺强制执行力之债，明确的区别了自然债务和法律债务，体现了债作为法律概念的本质即有效的受领给付。事实上，给付的请求和给付的保护仅为实现给付受领的手段。由于自然债的权利人仍可以为受领并无须返还，所以其保有债之本质，故仍然称之为债；另一方面，自然债的权利人之受领系基于他人的自动给付而不可请求强制执行，故其作为债的权能和效力是欠缺的，故称其为自然债或不完全之债，以区别于法律之债。
自然债务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自然债务以其无法律上的诉权而区别于法律债务。由于罗马法不区分债务和责任，所以对于欠缺一般的法律要件的债务规定为自然债务。【2】但是，随社会之进步，法治之发展，该种理论已为很多学者摒弃，认为自然债欠缺的并非诉权而是胜诉权。以时效经过之自然债务为例，法律债务因时效届满而消灭，权利人丧失的并非诉权，而是胜诉权，其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只是由于原债务人取得永久之抗辩，使其权利不获实现而已。关于自然债务与法律债务，有学者认为，“在法律（国家法 制定法）产生前无所谓法律债务，一切债务也只能是源于自然法的自然债务。自然债务乃是先在的，但制定法的产生使得一部分自然债被直接法律化，而未被法律化的自然债，则因制定法 法律债的存在，其自然性也非此前那么纯粹。法律债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自然债的范畴内圈地，相较而言，法律债是封闭的，而自然债则是开放的”。【3】所以，我认为，自然债与法律债之区别系因是否法定化，而所谓法定化关键在于赋予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以法律的强制保护。所以，自然债系指强制执行力欠缺之债务。

二 自然债务之本质

对于自然债务的本质，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为法律义务贬降说。该理论植根于19世纪初之社会思潮。在19世纪初期，第二次法制浪潮在欧罗巴兴起，实证主义理念大行其道，人们追求形式理性，明确区分法律与道德，认为法律与道德各有其适用领域，互不相扰。自然债务既然是法律上之制度，就应该是具有法律上之义务，当其效力缺失，不获保全时，系为法律上义务之贬降；一为道德义务升华说。该说源于19世纪末，这一时期，自然法理论再度兴起，人们不再沉迷于法律的形式理性而开始探求法律的价值理性，秉承古老的自然法理论，将法律视为自由、公平、正义的表现形式，法律出现社会化趋势，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内涵。“基于该种法律观，自然债务和道德义务本质上没有区别”。【4】所以，自然债受领效果的保护，系为法律对符合正义内涵的道德义务的之保护。自然债务本质被视为道德义务之升华；后来有学者基于对前两种理论的批判和发扬，提出新的自然债务本质论，或曰“请求力在法律上的降低和受领力在道德上的升华”【5】，或曰“自然债务是债权人的请求力和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在法律上的降低，同时也是债权人的保持力或受领力和债务人的履行效力在道德上的升华”，【6】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内涵一致，无本质不同。
本文同意最后一种理论。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的不同调控手段，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道德和法律中间存在一个中性的地带，从道德或法律的不同视角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道德和法律本身又是水乳交融的，不能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看，从二者的相关性和区别论出发，在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之外可以存在一种事物与二者都有重合部分，但与二者又都不等同。自然债务恰恰是这样一种“事物”。从道德角度出发，自然债务可以被视为道德义务的升华，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自然债务可以被视为法律义务的贬降。但无论单纯的从哪一角度观察，无疑都失之片面，唯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全面的把握自然债务的本质——道德义务的升华和法律义务的贬降。这并不是先前理论的简单相加，实际上体现的是对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在此，升华的是给付效果，贬降的是强制执行效力。

三、自然债务之类型化

法国民法采用了自然债务的概念。《法国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任何清偿均以有债务为前提，不欠债务而已为之清偿，得请求返还。对自然债务已为自愿清偿的，不得请求返还。
法国法上之自然债务包括父对私生子女之扶养义务、父母对女儿给予嫁资的义务、赌债等。德国法上虽没有明确的承认自然债务，但理论上认为下列债务应当属于自然债务：消灭时效完成后的债务、媒介婚姻之报酬、父母为子女设定嫁资的义务、道德义务或礼仪上之义务、依调协或破产程序未受清偿部分的债务、赌债等。《意大利民法典》虽没有自然债的称谓，但学者认为自然债得到了法律的实质性规范，米拉拜利认为，“尽管自然之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得到了《法典》的承认并在第4编第7章[9]中，将自然之债作为履行了不应当履行的给付进行了规范”。他认为，意大利法律明确规定的“典型”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以下几种：1、因时效届满而消灭的自然债务。2、信托。3、赌债。【7】
我国学者在分析自然债渊源和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债的应有内容。比如，有学者认为，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以下几种：1、养子女对生父母的赡养义务；2、对法律上无赡养义务的亲属予以扶养；子女对死亡之父母所负债务的自愿偿还；债务人对对时效完成后债务的自动履行；3、对社会弱者的自愿帮助和朋友间给予帮助；4、紧急避险中受益人自愿补偿的受害人的损失。【8】此外，有学者认为自然债的范围还应包括当事人约定无诉权的债务、关于无因管理的报酬的请求权；【9】对约定无利息的借贷自愿履行债务、对无偿保管中轻过失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赔偿、对因意外事件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赔偿。【10】综合国内外对自然债务范围的论述，结合我国现实，笔者认为我国的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下列类型：
（一） 因时效届满而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之债。
（二） 子女对父母所负债务中超出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之外部分的自愿清偿。
（三） 对法律上无赡养义务之亲属所为的扶养。
（四） 养子女对生父母的赡养义务。
（五） 对社会弱者的帮助。
（六） 朋友间不要求对价的帮助。
（七） 紧急避险受益人对受害人的自愿补偿。
（八） 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
（九） 对意外事件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补偿。
（十） 无偿保管中具有轻过失的保管人自愿给付保管的补偿。
（十一） 约定无利息的借贷关系中借贷人对出借人自动给付的利息。
（十二） 媒介婚姻之报酬。
（十三） 赌债（限于不存在欺诈之情形）。
（十四） 父母给予子女的嫁资。
（十五） 当事人约定的无诉权的债务关系。
另外，由于法律之债本质上是在自然之债的范围内“圈地”，而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一些对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之债务关系可能随社会发展而被纳入法律之债的范畴或对其履行后果予以保护，所以自然债的内容是开放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肯定法官在公平、正义观念指导下对某一非法律之债关系是否属于自然债的自由裁量。

四、自然债－沟通法意与人情的桥梁

法律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道德产生于法律之前，并且是判断人定法为“善法”或者“恶法”的标准。而基于道德的自然法则要求人定法要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正义和公平本身是并不总是清晰的，对此博登海默指出："诉求正义无异于砰砰敲桌子，是一种将个人要求变成一个绝对公理的感情表达"。【11】然而，公平、正义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的内容应当以社会一般公众的情感为依据。法律作为人类抽象思维的创造物必须符合作为其服务对象的大众的道德情感，否则，诚如伯尔曼所言：剥夺了法律的情感生命力，法律将不可能幸存于世。【12】"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和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13】，一个不符合人们通常道德标准的法律在实践中将被视为恶法被人们所规避且不遭到公众谴责，而且法律本身的执行成本必将十分高昂。
自然债兼具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属性，其内容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道德，即人们所认为的那些虽然以诉请求不当，但若他方自愿履行则应当有效保持受领的债。"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14】法律必须符合公众的道德情感。自然之债的理论，把道德义务、法律效力与人类良知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国家规范和市民社会的情绪、其他规范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沟通了法意与人情。

参考文献：
　　近年来，不少法院为健全和完善司法的监督机制，尝试从社会上聘请监督员对法院的廉政情况、工作作风、司法公正等方面进行监督，并形成相应的制度。这些制度虽然名称各有不同，如特约监督员、特邀监督员、执法监督员等，但核心都是法院聘请人民群众担任监督员来监督法院，为此，笔者统一称之为特约监督员制度。特约监督员制度是人民法院强化司法权监督的重要创新，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价值导向下，优化制度安排，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的价值

特约监督员作为法院加强监督、搭建群众沟通桥梁的制度创举，既展现了法院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积极态度，又承载着了解和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司法需求的重任。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是法院接受社会监督的主动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既包括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监督，还包括直接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为了落实和强化社会监督，法院主动建立起特约监督员制度，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法院工作情况，增强普通群众监督法院的影响力，有效提高了社会监督的力度和效果。

（二）特约监督员制度是促进法院工作完善的有效途径

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司法为民是法院工作的基点。在新形势下，法院要更好地落实司法为民、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就必须掌握民众的要求，听取民众的意见。法院特约监督员制度就是人民法院畅通多元化民意表达机制的有益尝试，通过选聘具有代表性的特约监督员，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民众的司法需求以监督意见和改进建议的形式表达出来，促使法院进一步完善自身工作，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人民群众最迫切最核心的司法需求。

（三）特约监督员制度是维护司法公信的重要保障

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要素。面对转型时期矛盾凸显的社会现实，人民法院引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普通民众组成监督员队伍，主动接受他们对法院和法官多方面的监督，并通过特约监督员向普通民众传导，将有助于缓解矛盾冲突，减少误解，树立人民法院公正、廉洁、为民的良好形象，成为司法公信力提高的重要保障。

二、特约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特约监督员通过不同的监督方式了解法院工作情况，并以监督员的身份对法院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也得到了法院的积极回应，为法院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思路和改进方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特约监督员制度在发挥“监督”职能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制度性问题。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外部属性有所欠缺

人民法院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其目的主要在于强化法院的外部监督。然而，从当前人民法院普遍采取的制度内容来看，特约监督员制度外部属性不足。一方面，特约监督员制度主要来源于法院的自我完善，法院既是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发起者，又是被监督者，特约监督员履职更多地表现为协助法院的管理者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特约监督员由法院聘任，作为监督者的监督员，对被监督者——法院的依附性，难以保障特约监督员在履职过程中始终处于超然的位置。

（二）特约监督员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手段

监督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监督者充分的监督能力，在现有制度下，特约监督员面临着监督能力不足的问题。首先，特约监督员的监督手段与途径有限。特约监督员不具有调查权，在当前违法的形式更加多样、隐蔽的情况下，作为普通民众的特约监督员很难获得全面、客观的监督信息。其次，特约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刚性”不足。由于特约监督员制度并非法定监督形式，其监督意见对法院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虽然大多实施这一制度的法院都规定了针对监督意见的答复义务，但意见是否被接受最终取决于法院自身，监督员对此缺乏有效制约。

（三）与其他监督方式未形成科学的制度协调

当前，权力的监督方式日趋多元化，不同的监督方式只有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特约监督员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司法权监督方式，与既有监督方式的协调上尚有完善空间。首先是特约监督员制度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的协调欠缺。法院的很多特约监督员身份与代表或委员身份重合，容易导致监督性质的模糊和监督措施的混乱。其次是特约监督员监督与信访、投诉监督的协调欠缺。从实践来看，特约监督员提供的监督信息大多没有超越法院通过信访、投诉等渠道获取的信息，且对于后者获得的信息，法院同样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给予答复，导致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功能有所消解。

三、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围绕特约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我们需要对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统筹安排，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完善：

（一）优化特约监督员选任方式

法院特约监督员选任方式的优化是解决特约监督员制度外部属性不足的首要措施。具体来说，一是适度扩大选任范围。目前，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人选主要是靠有关单位、组织推荐产生的，这种方式将选择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为更好地体现特约监督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选任中应向更大范围扩展，并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申请。二是探索人大主导等外部选任机制，提高制度公信力。为消除“自己监督自己”的质疑，特约监督员的选任可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或法院外的其他机构来主导，提高特约监督员的独立性。

（二）畅通监督信息获取渠道

充分的信息掌握是有效开展监督的前提。对于当前法院特约监督员获取监督信息渠道不足的问题，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推进法院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促使特约监督员更好地掌握法院工作信息，更好地发挥监督功能的有效途径。二是强化法院对特约监督员监督行为的配合。法院应进一步明确监督员在公民权利范围内的申请资料公开、访谈、旁听等渠道和程序，为特约监督员履职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加强人大等有权机关对特约监督员获取监督信息的支持。对于特约监督员无法自行调查的线索，应允许其向人大等机关提出调查建议，由其依照职权开展进一步调查和监督，为特约监督员提供坚强的后盾。

（三）强化监督结果的制约力度

特约监督员对法院制约力量的薄弱已经成为其功能发挥的主要阻碍之一，也使得特约监督员制度在效果上与信访、投诉等社会监督方式相比缺乏明显优势，提升特约监督员监督意见的刚性效力是特约监督员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基于法律保留原则，未经法律授权的特约监督员并没有直接要求法院作出决定的权力。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程序建议权上考虑，即继续延续既有的批评、建议和要求答复的监督方式，但在监督员对答复不满意或法院拒绝答复时，视情况向相应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处理建议，由人大依法予以监督，从而提高监督员的监督力度，确保监督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