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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科技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协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科技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协
中宣发[2003]2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科技厅（委、局）、文化厅（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实施和第三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科普宣传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非典型肺炎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面前，各地各部门切实加大工作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抗击非典的科普宣传，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好评。经过抗击非典斗争的严峻考验，广大干部群众对普及科学知识、建设精神文明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追求更加强烈，对革除各种社会陋习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为加强科普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利契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世纪新阶段做好科普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把科普宣传工作做好、做实。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科普宣传工作。科普宣传是一项思想性、科学性、公益性很强的工作。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目的，以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为载体，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为内容，以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和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任务，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要牢固树立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跟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行业、对象的差异，区分情况、因人施教，多用群众语言，多用事实说话，多用喜闻乐见方式，多用社会认可成果，使科普宣传通俗易懂、深入人心。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在开展集中宣传的同时加强日常教育，在保持舆论声势的同时力求取得实效，实现科普宣传群众化、社会化、经常化。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入研究科普宣传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创新科普宣传的体制、内容、方式和方法，做到与科技进步相配合，与群众需求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同步。
二、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大力宣传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科普宣传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当前，要结合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大力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和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深入阐释国家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过程中对科学技术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报道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和重大部署，反映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用科学知识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包括天文现象、宇宙和生命起源、地球形成和人类进化，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成因等普及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常识，帮助人们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和普遍规律，划清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守法与违法的界限。大力宣传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生态与环境保护知识，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密切相关的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与繁荣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和科技致富经验，与提高领导水平密切相关的科学决策和管理知识，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防病治病、强身健体、移风易俗等文明生活方式知识。大力宣传为国家科技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企业、农村、社区等城乡基层学科技、用科技、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典型，长期辛勤工作在科普战线，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先进典型，使实事求是、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在全社会大大发扬起来。
三、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和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营造 科普宣传的浓厚氛围。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互联 网等各级各类大众传媒 ，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切实担负起科普宣传的责任。通讯社要加大对国内外科技信息报道 力度，满足各类媒体的需要。各类报刊要加大科技科普宣 传力度，开辟科学专栏、知识专版，着力解答群众生产生活遇到的科技难题，传播最新科技动态和科技知识。各级电台、电视台要在重要时段安排播出一定比例的科普节目和科普公益广告，建立一批科普节目制作基地，办好栏目，多出精品。要加强新闻网站科普宣传，充实内容，改进形式，使互联网成为科普宣传的新阵地、新渠道。要重点办好一批代表性强、影响力大，融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欣赏性于一体的科普类报刊、广播电视栏目和互联网网站或专栏，让它们在科普宣传工作中发挥排头兵作 用。对重大科普活动，要统一安排，集中时间、集中版 面、集中报道。充分运用小说、传记、诗歌、戏剧、小 品、散文、绘画、摄影、卡通等多种文艺形式，努力创作一批题材健康、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科普文艺作品。要有计划地选择重点题材，组织拍摄一批高水平的大型系列科普影视精品。认真做好优秀科普作品的展演、展映、展播和展示工作，使人们在欣赏艺术中获得科学知识、受到科学熏陶。
四、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扩大科普宣传的社会影响。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等各类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要着眼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把科普宣传教育贯穿始终，让群众在受到思想教育的同时受到科普教育，在强化道德素质的同时强化科技素质。要把科普宣传的成效作为衡量创建工作的重要标准，凡是科普宣传不到位、愚昧迷信现象较多的地方，不能被评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要广泛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活动，大力发展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 业文化、校园文化、机关文化，寓科普宣传于各项群众性文体活动之中。充分利用各类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博物馆、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实验室、科技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和文物古迹等科普阵地，举办讲座、报告、展览、参观、读书、征文、知识竞赛等活动，开展日常科普宣传；利用科技活动周，地球日、环境日、电信日、人口日、戒烟日、诺贝尔科学奖公布日、艾滋病日等时机，开展主题科普宣传。办好城乡社区科普画廊、科普报栏和科普公益广告。旅游景点应利用标识牌、解说词向游客开展科普宣传。各类科普设施要不断更新内容，丰富形式，实现管理现代化、网络化，开展展品、设施的交流与合作，做到互通有无、资源共享，使有限的科普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五、建立健全激励监督机制，促进科普宣传事业健康 繁荣发展。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具体措施和办法，认真制定实行面向科普研究、科普创作、科普宣传人员的专项激励 政策，在职称、职务、分配、奖励等方面把科普与科研摆在同等地位，以吸引更多的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优秀人才关心、支持、参与科普宣传。努力建立一支由科普 专家、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志愿者共同组成的、专群结合的人才队伍，培养一批从事科普宣传的名记者、名作家、名编导、名主持人、名出版家，为繁荣发展科普宣传事业提供人才资源。要把科普作品纳?quot;五个一"工程和全国性电影、电视优秀节目评奖，认真开展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全国优秀音像制品奖科普专项奖评选，通过公正公平公开的奖励机制，把科普宣传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好、发挥好、保护好，促进多出优秀作品。要适应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合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加强新闻出版单位内部管理，完善科普节目、科普读物审查、审读工作，严肃查处鼓吹迷信、伪科学?quot;法轮功"等非法出版物，确保科普宣传的正确导向。
六、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科普宣传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做好科普宣传工作要靠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普宣传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督促各级领导干部重视科普宣传，为科普宣传提供组织和经费方面的支持。宣传部、文明办要认真做好科普宣传组织、指导、协调工作，总结推广科普实践特别是抗击非典斗争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科普宣传的浓厚氛围。科技部门要认真做好制定工作规划、实施政策引导和督促检查工作。文化部门要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科技第一线体验生活，积极投身科普文学艺术创作，组织文化队伍直接面向权中传播科学、传播文明。广电部门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覆盖面广、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的优势，着力提高科教频道、科普专题、专栏节目制作播出质量。新闻出版部门要制定实施科普出版规划，加大对科普出扶持力度，加强科普出版物的发行工作，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科普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促进我国科普出版事业的发展。科协组织要充分发挥科普工作主力军作用，精心组织经常性的科普宣传活动。教育、卫生、体育、环保、气象、地质、文物、旅游，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团体，要结合工作热点，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各具特色的科普宣传活动，形成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相互配合，共同开展科普宣传的生动局面。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科技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协
2003年8月6日


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

孙竽 宋立军


内容摘要：
在我国，将社区矫正视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从长远看，强化这种观点非常有害。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关键词：
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 行刑方式

一、中美社区矫正概念比较

（一）中国社区矫正概念
两院两部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美国社区矫正概念 [1]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也可以译为“计划”）。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

（三）概念差异分析
社区矫正对于我国来说，无疑属于“泊来品”，我们本应对外国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尤其是对它的概念内涵要有科学地把握，不能简单地把“社区矫正”这个新名词作为对 “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的代名词，更不能将在本质上与监狱工作不作区分。

前述所引的美国社区矫正概念，给我们的启发是：它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 [2]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该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做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特别是宣告缓刑的,根本不存在“顺利回归社会”的问题。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 “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目前的社区矫正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祟，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作为刑事政策基础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人的理想主义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对犯罪所负的责任问题，对违法者的关心并不是恩惠和怜悯，而是福利国家具有强制性的任务。 [3]

许多学者认为，社区矫正在概念上模糊含混。评断标准不同，如分别按种族、地点或功能划分，社区矫正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有如美国学者Duffee 指出的那样，恰如瞎子摸象，未能一窥全貌。据此，社区矫正的性质存在极大的分歧性是不容置疑的。 [4]因而从社区矫正内涵的角度去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可能更科学些。

二、偏重行刑方式观的危害

一、过分强调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导致“行刑”与“矫正” 概念混同。

按照罪犯是否被监禁来划分，“刑”可以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目前从我国刑法体系看，非监禁刑有死刑（立即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而暂予监外执行，只是监禁刑的一种变通，不应归为“非监禁刑”的范围。“行刑”也就是执行刑罚，有“罚”的意思在里面。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来说，对他进行“监禁”，就是行刑。如果不引进“矫正”这个概念，行刑当然可以采用模糊概念，即惩罚加教育。但是一旦引入“矫正”，就不同了。因为“矫正”更多意味着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因而不能把矫正与教育划等号。如矫正之中药物治疗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教育的范畴。因而，我认为监禁期间既有“罚”又有“矫正”，执行“刑罚”的部分就是“行刑”。而监禁刑中只有“监禁才是罚”，其他的措施都是矫正。非监禁刑中也有“罚”，有的罚了后不需矫正，如单处罚金。有的既要“罚”又要“矫正”，二者不能混同。如剥夺政治权利，禁止行使政治权利是罚，其余就是矫正。在日本，“矫正”是作为“行刑”的上位概念使用的。其矫正机构包括行刑机构和非行刑机构。 [5]在早期的行刑中没有矫正这个概念的。矫正的概念是由实证刑法学派的创始人菲利提出的，其矫正概念来自于治疗。 [6] 矫正与行刑的区别主要在于，行刑侧重于惩罚，而矫正侧重于帮助和指导。要说清这个问题，还有必要说说“矫正”这个词。“矫正”在英文中是“correction”,意思是“使正确或更好”。而汉语中的“矫”与矫正有关系的意思有5种——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箝子；使弯曲的物体变直；纠正、匡正；抑制；勉励。其实“矫正”最早是医学概念，如“牙齿矫正”、“语言矫正”等，这是它的原有之意。后来这个词才引用到社会学领域。 “牙齿矫正”、“语言矫正”并不是惩罚牙齿和语言。同理，社区矫正也不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二、过分强调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导致对象不符。

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对象就不属行刑对象。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较轻刑罚的罪犯，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适用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刑罚制度与行刑是否为同一概念呢？我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从刑罚的实践看，缓刑应是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缓刑实际上是缓行刑，即定罪判刑却暂不执行。还有一种是缓判刑，即指对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暂不判刑。 [7]也就是说，缓刑就是不行刑。因而将缓刑对象视为行刑对象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缓刑对象是罪犯，但不服刑。并且，这种缓期执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的可能性。这无疑从逻辑上证明了缓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此外，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该法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罪犯缓刑期间，公安机关只有考察权，而不是行刑权；二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将曾判缓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认定为一般累犯。瑞士的缓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缓期执行有2到5年的考验期。此外，法官还可以对缓期执行者附加监督条件，提出在缓刑考验期犯罪人必须遵守的与其行为有关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确实有助于犯罪人避免再犯，可以指导犯罪人回归社会，而不应当是对犯罪人罪行的报应或变换的刑罚” [8]台湾学者林山田在论及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指出：为了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有时刑罚可低于罪责相称的程度，或者以缓刑等手段来避免刑罚的宣告或执行。 [9]从被称为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士塔斯（John Augustus）在当初设立缓刑制度的情况看，缓刑也并非是行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