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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有关问题

刘成江


　　虽然我国宪法未将教育平等的权利列为具体的宪法权利，但根据我国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条约》第13条的规定：我国公民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因此教育平等权实质上是一项基本权利。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中，教育平等权对一个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发展和基本人权的实现。高考是要选拔相对优秀的学生进行再培养，为社会输送人才，起着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高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也是社会民众和政府高层极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但我国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的划分存在一些问题，它们直接影响了教育平等权的实现。
　　一、我国高考录取分数线划分的现状
　　自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分省统一录取制度，即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依据各地区所分配的名额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然而，随着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高等学校录取的分数线不平等的情况。分数线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经济较发达地区如京、津、沪等城市的分数线划分相对较低；国家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优惠政策，录取分数线也较低，而且，各所高校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实行了加分政策；高考大省如山东、湖南等地的录取分数线都很大程度地超出了其他省份，本省的考生即使有再高的分数也很难进入重点大学。
　　（一）录取分数线向部分发达地区倾斜
　　经济文化发达的京、津、沪等少数几个直辖市的录取分数线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据有关资料显示，十年以来，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比湖南省低77分，连分数线一直很低的贵州省也比北京市高1分，而理科线与湖北省竟相差114分。2001年，北京市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与浙江相差都在80分以上，若与高考大省山东省相比，更是相差120-140分。[1]这种差别可以使拥有同等分数的人分成重点、一般本科或专科，甚至连专科的提档线都达不到。这样就会使得经济文化发达地方的差生可以上好的学校，而经济文化落后地方的好学生则只能上差的学校。
　　（二）录取分数线向西部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
　　贵州、西藏、新疆等地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属于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自恢复高考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录取分数线划分较低的地区。此外，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招生政策，如:“对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考生、台籍侨属考生、烈士子女等等，可优先或降分录取；对一些艰苦行业或国家急需的农、林、师范等专业，也实行一定范围内的定向降分录取的倾斜政策。”当然，这种对西部边远地区及各地实际情况特殊的地方的倾斜和照顾，也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对这种情况本身并没有公平与否的争论。
　　（三）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在不同地区也体现出划分的不同
　　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教育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灵活的招考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在全国的配置，以便照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国家同时也实行了对少数民族考生进行适当加分的政策，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如贵州省、云南省，少数民族在高考录取时统一加10分。但是，同时也出现另一个问题，主要反映在不同省的各地区之间。如从大区来看，云南省属全国不发达地区和文化教育弱省，就省与省之间比较，它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全国偏低是正常的。但就局部而言，昆明等城市在全国比较起来也算是文化名域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楚文化发源地的湖南省属全国文化发达省，高考录取线都很高，从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背景因素来看，录取线高一些也是必要的。但湖南省少数民族较多的湘西等西部山区地区在全国应该算是文化和经济落后地区，昆明和湘西比较，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经济实力都比湘西高一个档次，而现行的招生政策却是昆明市执行云南省录取标准，湘西执行湖南省录取标准，两者之间相差120分，这样明显不公平。
　　（四）农村和城市学生的录取比例失调
　　农村和城市的录取线显然是不相同的，我国的考生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农村学生的录取分数是由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的“城市中心主义”造成的。“城市中心主义”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重点培养城市户口的学生。那些农村学生占多数的人口大省由于配额较少、整体录取率偏低而录取分数奇高，甚至可以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100分。因而，农村学生只有其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只有考出比城市学生更高的分数才能进入大学。显然，农村和城市学生的录取比例失调。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内容摘要】　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法制条件下，对人身损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即抚慰金的赔偿，已经成为普遍的制度。凡是在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受到人身伤害，造成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侵害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近亲属，都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请求赔偿抚慰金，填补因为人身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法官斟酌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抚慰金金额，既对受害人进行精神上的抚慰，也对加害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并警戒社会，防范侵权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精神损害；侵权；赔偿

　　引言

　　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课题引起了各方强烈的关注。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还不详尽，保护范围过窄，许多案件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导致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要求。因此，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已是大势所趋。

　　一、关于精神损害问题

　 （一）何谓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精神损害做出明确界定，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根据民法通则精神，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的人格受到非法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法侵害人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四种人格权”，没有包括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这里精神损害，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1]

　　（二）我国学者对精神损害概念的看法

　　一般将损害分为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前者指的是所有金钱与物质上的损害，例如商业利益的丧失或医疗费用的支出，后者包含了所有不是发生在个人的金钱或物质财产上的损失，例如肉体上的痛苦或感情上的伤害。作为金钱上的损失，前者能够用金钱加以计算，尽管有时在难以证明的情况下这种计算必定是粗略的。然而，后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金钱不是作为其他金钱的替换品，而是对其他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的替代：这是法院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2]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大陆学者尚未达到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上的精神损害概念系指不法侵害他人人格权，受害人因此而蒙受的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痛苦。”[3]

　　第二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的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和减损。” [4]

　　第三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两个方面，损害是非财产损害的一部分，非财产损害除了精神损害之外还包括死亡、人身伤害、社会评价降低等。” [5]

　　第四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只能理解为精神活动因不利影响而造成的不良状态，和‘非财产损害’‘人格损害’含义不同。精神活动的任何不良状态，都属于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忧虑、焦急、失望、绝望、沮丧、抑郁、悲伤、恐慌、烦恼、怨恨、愤怒、痛苦、麻木，等等。”[6]

　　 综上理论，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两方面的损失。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损害。本文认为，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较狭义学说更为全面、合理、更为科学，更加有利于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需求，更加有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三）现行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在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这一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非财产赔偿。而综观相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其特点，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更为合适。因为：

　　 1.《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所以，从法律规定上讲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财产赔偿责任。

　　2.《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可以作为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但这只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赔偿并无关系，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只有通过财产的方式才能得以落实。

　　3.精神损害确实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害，但这很难用金钱等有形财产来体现；所以在各种救济手段中，金钱赔偿无可厚非才是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的最好方式。在民事侵权法赔偿理论中，平服和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是其中的核心部分，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最为正确。

　　二、如何建立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建议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赔偿。国家赔偿有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但国家赔偿仅限于当事人的物质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自《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以来，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争论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当今，很多人都认识到，精神损害在国家赔偿案件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等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极不公平的。

　　第一，国家必须正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

　　第二，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理障碍。虽然有人认为国家侵权和个人侵权有所不同，但是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的主体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认为公民侵权应承担责任，而国家侵权则以国家的身份自居而免责。事实上，国家侵权所给公民带来的危害，不比公民侵权的程度低，甚至更为严重，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意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更会危害到国家社会、政权的稳定。所以，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这不仅是一般的法律赔偿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们认为，不是国家权力产生了公民权利，而是公民权利产生了国家权力。所以这些人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高于一般公民，对公民权利受到的损害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他们恰好颠倒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意识不到国家对其给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