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有序用电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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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肥市人民政府令

第118号


　　《合肥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已经于2005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10月20日起施行。



市长　郭万清　　

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合肥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安徽省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5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畜产品，是指人工饲养并用于食用的畜、禽以及未经加工或者经初加工的肉、蛋、奶等畜禽产品。


　　第三条　畜产品应当符合涉及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强制性标准。对畜产品的饲养、加工、运输、储藏、销售实行质量安全监控，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与协调，健全动物防疫监督管理体系，保证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必需的资金。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履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负责畜禽药品、饲料、饲料添加剂等生产、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畜产品生产、屠宰、销售过程中的防疫、检疫，外来畜产品的检疫证明查验工作。
　　商务部门负责生猪定点屠宰和肉品流通的监督管理工作，查处私屠滥宰。
　　工商部门负责畜产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畜产品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组织实施，地方标准的制定和监督实施。
　　卫生部门负责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卫生条件的审核，并负责对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安全卫生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畜禽定点屠宰场（厂、点）和肉类加工企业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卫生条件和动物防疫条件，并按照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屠宰、加工。


　　第七条　禁止向畜产品的饲养、加工和其他生产场所及临近区域排放重金属、剧毒废液、放射性废水和含病原体的污水等有毒有害物或者倾倒、填埋废弃物和生活垃圾。


　　第八条　畜禽饲养场、养殖专业户在生产活动中，应当建立质量记录规程，记载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以及防疫、检疫等情况，保证畜产品质量可追溯。


　　第九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加强辖区内饲养和流通环节畜产品疫病和违禁药品的抽样检测。


　　第十条　畜禽饲养场、养殖专业户应当加强畜禽卫生管理，对畜禽饲养场所、器具定期清洗、消毒。
　　经检疫不合格、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染疫的畜禽及其产品，染疫畜禽的排泄物及其它废弃物，畜禽饲养场、养殖专业户应当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一条　外地畜产品调入本市的，货主应当持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免疫标识证明和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到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查验，经查验合格的，方可销售。


　　第十二条　畜禽定点屠宰场（厂、点）和肉类加工企业应当在畜禽进场时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不得进场。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依法设立的定点屠宰场（厂、点）和肉类加工企业派驻或派出动物检疫员，负责查验待宰期间畜禽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第十三条　畜禽屠宰前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抽样检测，患病畜禽或者疑似患病的畜禽以及经检测不合格的畜禽不得屠宰，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检疫工作应当与畜禽定点屠宰场（厂、点）和肉类加工企业的屠宰、加工活动同步进行。经检疫合格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加盖验讫标志。
　　畜禽定点屠宰场（厂、点）和肉类加工企业应当建立畜禽产品品质检验制度，品质检验应当与屠宰、加工同步进行。经检验合格的，由畜禽定点屠宰场（厂、点）和肉类加工企业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第十五条　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在运输途中和经营过程中不准宰杀、销售、抛弃。该类畜禽及其排泄物、垫料、包装物，应当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商务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畜产品批发、集贸市场的举办者告知其应当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和行为规则。
　　畜产品批发、集贸市场的举办者应当就其市场内产品的安全卫生质量责任，向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商务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做出承诺，保证达到安全卫生质量的要求。
　　各类畜产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的举办者应当通过与经营者签订安全卫生质量协议方式，明确安全卫生质量的责任。


　　第十七条　各类畜产品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的举办者应当加强对进入本市场的畜产品安全卫生质量的管理，并达到以下要求：
　　（一）建立安全卫生质量制度，配备专、兼职畜产品卫生管理人员；
　　（二）畜产品进入市场前，应当查验动物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没有检疫、检验证明的，不得允许其进场交易；
　　（三）定期组织有关畜产品生产经营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第十八条　禁止经营下列畜产品：
　　（一）无检疫、检验证明、验讫标志的；
　　（二）染疫、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三）含有“瘦肉精”等国家规定食品动物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的；
　　（四）药物残留或者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的；
　　（五）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
　　（六）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屠宰、加工的；
　　（七）国家规定禁止经营的其他畜产品。


　　第十九条　宾馆、饭店、食堂等集体伙食单位必须建立畜产品采购登记制度，明确记载进货渠道、品种、数量、时间等。
　　集体伙食单位不得采购使用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畜产品。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在生产活动中未按照规定建立质量记录规程或者假造质量记录规程，致使无法追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情况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逃避、拒绝接受疫病与违禁药物抽样检测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三条　外地畜产品调入本市的，货主未按规定到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查验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畜产品市场举办者未按规定履行查验义务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畜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售出的畜产品，依法补检；经检疫不合格的或无法实施补检的畜产品，由货主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第二十六条　拒绝、阻碍畜产品安全质量监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受贿赂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5年10月20日起施行。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

(怀化学院,李伟迪,副教授,418008)


【内容摘要】孙中山视《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的灵魂，并为之发动了二次护法战争，学术界误以为孙中山亲自主持了临时约法的制订。实际上孙中山不可能主持制订临时约法，孙中山本人对临时约法的评价也是很低调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
【关键词】孙中山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制订 批评
学术界认为，孙中山主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试举数例：
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用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国华民国临时约法》。”①
罗正楷等编写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在孙中山的参与下，临时参议院从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华民国临时约法》。”②
郑兆安等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在孙中山主持下制订的《中国华民国临时约法》，于3月11日正式公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③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史》：“1912年1月7日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下，参议议院召开制订约法会议，由革命党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稿，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讨论，至3月8日三读通过，3月11孙中山签署公布。”④
以上四家是我国近代史、党史和法律史研究的大家，都肯定孙中山主持或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笔者根据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料，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认为孙中山不仅没有主持约法的制订，而且对约法持批评态度。
一、 孙中山没有亲自主持制订临时约法
1、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订。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简称大纲）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约法）的脚本，1911年12月3日大纲公布，孙中山于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才由法国回到上海，不可能参与大纲的制订。据民国时期几位著名的法史学家和宪法专家的记载，也看不到孙中山参与大纲制订的证据。吴经熊黄公觉称：“各省代表乃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代表的会所，于十月初四日开第一次会议，推举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行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于即日宣布。”①
杨幼炯著《近代中国法制史》：“各省代表于是年十月初先后到鄂，......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议，到有十四省代表，计二十四人。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有称大纲虽名为雷、马、王等起草，实出自宋教仁之手。）又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即日由省代表全体签名宣布。”②
谢扶民在《中华民国立法史》载：“各代表等乃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会址，于十月十日开第一资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即日宣布。”③
王世杰《比较宪法》称：“于是年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制定一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各省代表全体签名宣布。说者谓此项大纲，在表面上虽为雷奋等三人所起草，实则出自宋教仁之手。”④
从以上材料看，制订大纲的动议是由各省都督的代表会议于农历10月12日提出来的，负责起草的主要有宋教仁、雷奋、马君武、王正廷，大纲用一天时间拟成，13日公布。对这些基本事实，五位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2、孙中山没有参与大纲的修订。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增设临时大总统职位，安抚黎元洪；同时因形势的复杂和急剧变化，希望能扩大总统便宜处置之职权，建议修改大纲，并派黄兴到临时代表会陈述意见。大纲宣布后，“议者谓遗漏‘人权’，应予补充；或有行政各部，不应订入根本法；......十一月十二日，孙临时大总统派黄兴至宁，莅代表会，发表修改组织大纲之意见。时已午后9时，于是由云南代表吕志伊，湖南代表宋教仁，湖北代表居正提出修正案，要点如下：一 原第一章临时在总统下加‘临时副总统’五字；原第一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二 原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命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三 原第三章行政各部改为‘国务各员’；原第十七条改为‘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议案中，规定了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程序，增加副总统的机构及其职权，以及扩大总统制定官规、任命文武职员的权力。⑤在此修订过程中，孙中山既没有亲自参加，也没有提出被参议院接受的方案。
王世杰《比较宪法》：“民国元年正月二日该院对于该组织大纲，尚有所修正；其最要者，则为增设临时副总统。”“当时政府尚要求修正组织大纲，添置国务总理，以宋教仁充任；参议院反对，其议遂寝。”①
3、孙中山没有参与约法的制订。
元月28日参议院成立后，准备修改大纲。“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具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共分七章，都五十条，由孙大总统咨送参议院参考编订，此草案之要点有三：（一）列举人民之权利义务各条，惟关于权利，得依法律限制；（二）规定总统得单独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及与外国宣战、媾和，无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并得发布同法律之教令；（三）有‘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规’之条文，似略采五权宪法之意。惟参议院接受此草案后，仍主张自行起草，并于元月三十一日，即行完成审议，并于元月三十一日议决，将草案退回政府。该院旋组织编辑委员会，拟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于二月七日提付院会讨论，至三月八日，即已完成审议、第二读会、第三读会之程序，即日公布，所经时间，不过三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又经临时大总统公布”②
杨幼炯《近代中国法制史》：“先是在临时约法草案未成立时，孙总统即向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请求讨论。参议院当恐受命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主张自行起草，不肯接受。于元年一月三十一日议决，将原案退回政府。特于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二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互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 ③
孙中山所提草案，总统权力比临时约法规定权力大，杨幼炯《近代中国法制史》：“临时大总统于紧急时，得以命令代法律，并得单独宣告大赦及与外国宣战媾和，不必经参议院之同意。”“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规。”④
王世杰比较宪法：“临时约法草案，系由院内之委员会（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在该草案成立以前，南京临时政府已草就了一种，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草案，并致参议院，请求作为讨论基础。政府草案与临时约法有二个主要的异点：第一，政府草案虽亦采取责任内阁制，而总统之权限则较大于临时约法之所规定；如承认总统于紧急时得以命令代法律；与总统不经参议院之同意，宣战、媾和等规定，第二，临时约法并未容纳孙中山‘五权宪法’之说，而政府草案则有‘临时大总编，除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规’之规定，盖于承认行政、立法、司法诸权独立之外，尚隐寓考试监察等立之意。该草案致送参议院后，该院仍主张自行起草；正月三十一日该院并议决将草案退回政府。元年二月七日起，该会即讨论该院编辑委员会自行起草临时约法草案；至三月八日，该院即已完成草案审议，第二读会、及第三读会之顺序。”⑤
根据以上史料和比较，可以确定三点：第一，孙中山曾代表政府向参议院提出过约法草案；第二，孙案没有被接受；第三，孙案增加了大纲规定的总统职权，而不是削弱它；第四，约法定案间接吸取了孙案的意见，增加了总统的某些职权；第五；比较孙案和大纲，孙中山没有削弱总统法定职权从而达到限制袁世凯的故意，只是希望有一部约法，来标志民国，并监督袁世凯。
4、孙中山所有文稿中没有孙中山参与大纲、约法的制订和修改的史料。
据我所看的孙中山的文稿中，找不到孙中山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的起草和制订工作的记载，只有一个公布临时约约法的公布文件。
5、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是政府官员，按孙中山崇尚的分权原则，孙中山不可能代行参议院的立法权。此不赘述

二、 孙中山对临时约法有诸多批评
孙中山曾明确表示，约法没有真实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五权宪法》：“至于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订出来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①
这个五权宪法，孙中山最先在1906年12月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②五权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这是政府的五项治权，这五权还要受国民的四项政权制约，国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弹劾权和复决权。这种五项治权与四项政权完美结合的宪法才是理想的宪法。但是临时约法既没有详细地、彻底地规定国民的政权，也没有贯彻他的五权分立思想。
《孙中山年谱》：“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议员讨论约法。法制局长宋教仁坚主中央集权制，秘书长胡汉民则主地方分权。孙中山对五权宪法未纳入约法，表示不满，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巩固’；特别强调‘我今已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之真意义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与会者均表赞同。”③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中山先生其后概乎言之，曰：‘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大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不禁为之心灰意冷。......此予之所以萌芽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①
孙中山一次讨论中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1905年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毒在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专制与共和之倚伏。倘更自为削弱，噬脐无及。”②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指出：“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阙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③
孙中山对约法为什么要承认并且支持？他说：“因为我以为这个执行约法，只有一年半载的事情，不甚要紧，等到后来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也未为晚。”④
人以上材料看，孙中山对约法的批评主要有二：其一，没有具体规定人民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保障；其二，没有采取地方分权制，不利于民国的巩固；其三，没有贯彻五权宪法的理论。
对于这样一个不满意的约法，孙中山为什么为之奋斗不息？甚至作为斗争的旗帜？他自己有一个说法：“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已如前所述，则余对于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又何为起而拥护之？此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说明之。……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即为违背誓言，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不必待其帝制自为，已为民国所必不容，……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奋然以一身荷护法大任而不少挠。”⑤
忠于历史，是历史研究价值的基础，有感于此，笔者提出孙中山与约法制订的问题，祈为引玉之砖。


注：原文发表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
①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524页。
② 罗正楷等，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大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23页。
③ 郑兆安等，中国革命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