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债权转股权工作中资产评估若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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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的通知

国办发 〔2012〕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

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加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依据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规划。
一、面临的形势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防控了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有力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的动物产品安全，成功应对了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灾后防疫，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动物疫病防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一）动物疫病防治基础更加坚实。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基础不断强化。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国家修订了动物防疫法，制定了兽药管理条例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出台了应急预案、防治规范和标准。相关制度不断完善，落实了地方政府责任制，建立了强制免疫、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区域化管理等制度。工作体系逐步健全，初步构建了行政管理、监督执法和技术支撑体系，动物疫病监测、检疫监督、兽药质量监察和残留监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加强，一批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研制、综合防治技术集成示范等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和产品。我国兽医工作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恢复了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合法权利，实施跨境动物疫病联防联控，有序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动物疫病流行状况更加复杂。我国动物疫病病种多、病原复杂、流行范围广。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仍在部分区域呈流行态势，存在免疫带毒和免疫临床发病现象。布鲁氏菌病、狂犬病、包虫病等人畜共患病呈上升趋势，局部地区甚至出现暴发流行。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非洲猪瘟等外来动物疫病传入风险持续存在，全球动物疫情日趋复杂。随着畜牧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密度不断增加，畜禽感染病原机会增多，病原变异几率加大，新发疫病发生风险增加。研究表明，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动物疫病如不加强防治，将会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三）动物疫病防治面临挑战。人口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动物疫病防治正在从有效控制向逐步净化消灭过渡。全球兽医工作定位和任务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以动物、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为主的现代兽医阶段过渡，需要我国不断提升与国际兽医规则相协调的动物卫生保护能力和水平。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动物疫病对动物产品国际贸易的制约更加突出。目前，我国兽医管理体制改革进展不平衡，基层基础设施和队伍力量薄弱，活畜禽跨区调运和市场准入机制不健全，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起步晚，动物疫病防治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防治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预防为主”和“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把动物疫病防治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以促进动物疫病科学防治为主题，以转变兽医事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分病种、分区域、分阶段的动物疫病防治策略，全面提升兽医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有计划地控制、净化和消灭严重危害畜牧业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动物疫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防治机制。
——立足国情，适度超前。立足我国国情，准确把握动物防疫工作发展趋势，科学判断动物疫病流行状况，合理设定防治目标，开展科学防治。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特点，按照动物种类、养殖模式、饲养用途和疫病种类，分病种、分区域、分畜禽实行分类指导、差别化管理。
——突出重点，统筹推进。整合利用动物疫病防治资源，确定国家优先防治病种，明确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突出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措施，加强示范推广，统筹推进动物防疫各项工作。
（三）防治目标。到2020年，形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16种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达到规划设定的考核标准，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5%、6%、4%、3%以下，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牛海绵状脑病、非洲猪瘟等13种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传入和扩散风险有效降低，外来动物疫病防范和处置能力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和机构队伍更加健全，法律法规和科技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更加稳定，社会化服务水平全面提高。

专栏1 优先防治和重点防范的动物疫病

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16种） 一类动物疫病（5种）：口蹄疫（A型、亚洲I型、O型）、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
二类动物疫病（11种）：布鲁氏菌病、奶牛结核病、狂犬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马鼻疽、马传染性贫血、沙门氏菌病、禽白血病、猪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经典猪蓝耳病）。
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13种） 一类动物疫病（9种）：牛海绵状脑病、非洲猪瘟、绵羊痒病、小反刍兽疫、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口蹄疫（C型、SAT1型、SAT2型、SAT3型）、猪水泡病、非洲马瘟、H7亚型禽流感。
未纳入病种分类名录、但传入风险增加的动物疫病（4种）：水泡性口炎、尼帕病、西尼罗河热、裂谷热。


三、总体策略
统筹安排动物疫病防治、现代畜牧业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动物疫病防治模式，着力破解制约动物疫病防治的关键性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条件保障，实施计划防治、健康促进和风险防范策略，努力实现重点疫病从有效控制到净化消灭。
（一）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计划防治策略。有计划地控制、净化、消灭对畜牧业和公共卫生安全危害大的重点病种，推进重点病种从免疫临床发病向免疫临床无病例过渡，逐步清除动物机体和环境中存在的病原，为实现免疫无疫和非免疫无疫奠定基础。基于疫病流行的动态变化，科学选择防治技术路线。调整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病种要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二）畜禽健康促进策略。健全种用动物健康标准，实施种畜禽场疫病净化计划，对重点疫病设定净化时限。完善养殖场所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等监管制度，提高生物安全水平。定期实施动物健康检测，推行无特定病原场（群）和生物安全隔离区评估认证。扶持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养殖，逐步降低畜禽散养比例，有序减少活畜禽跨区流通。引导养殖者封闭饲养，统一防疫，定期监测，严格消毒，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三）外来动物疫病风险防范策略。强化国家边境动物防疫安全理念，加强对境外流行、尚未传入的重点动物疫病风险管理，建立国家边境动物防疫安全屏障。健全边境疫情监测制度和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机制，加强联防联控，强化技术和物资储备。完善入境动物和动物产品风险评估、检疫准入、境外预检、境外企业注册登记、可追溯管理等制度，全面加强外来动物疫病监视监测能力建设。
四、优先防治病种和区域布局
（一）优先防治病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动物卫生状况，综合评估经济影响、公共卫生影响、疫病传播能力，以及防疫技术、经济和社会可行性等各方面因素，确定优先防治病种并适时调整。除已纳入本规划的病种外，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水生动物疫病和其他畜禽流行病，根据疫病流行状况和所造成的危害，适时列入国家优先防治范围。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确定辖区内优先防治的动物疫病，除本规划涉及的疫病外，还应将对当地经济社会危害或潜在危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水生动物疫病、其他畜禽流行病、特种经济动物疫病、宠物疫病、蜂病、蚕病等纳入防治范围。
（二）区域布局。国家对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管理。
——国家优势畜牧业产业带。对东北、中部、西南、沿海地区生猪优势区，加强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生猪疫病防治，优先实施种猪场疫病净化。对中原、东北、西北、西南等肉牛肉羊优势区，加强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等牛羊疫病防治。对中原和东北蛋鸡主产区、南方水网地区水禽主产区，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等禽类疫病防治，优先实施种禽场疫病净化。对东北、华北、西北及大城市郊区等奶牛优势区，加强口蹄疫、布鲁氏菌病和奶牛结核病等奶牛疫病防治。
——人畜共患病重点流行区。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点加强布鲁氏菌病防治。对河北、山西、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2个省（区、市），重点加强狂犬病防治。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7个省，重点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对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7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点加强包虫病防治。
——外来动物疫病传入高风险区。对边境地区、野生动物迁徙区以及海港空港所在地，加强外来动物疫病防范。对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东北部边境地区，重点防范非洲猪瘟、口蹄疫和H7亚型禽流感。对新疆边境地区，重点防范非洲猪瘟和口蹄疫。对西藏边境地区，重点防范小反刍兽疫和H7亚型禽流感。对广西、云南边境地区，重点防范口蹄疫等疫病。
——动物疫病防治优势区。在海南岛、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自然屏障好、畜牧业比较发达、防疫基础条件好的区域或相邻区域，建设无疫区。在大城市周边地区、标准化养殖大县（市）等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程度较高地区，推进生物安全隔离区建设。
五、重点任务
根据国家财力、国内国际关注和防治重点，在全面掌握疫病流行态势、分布规律的基础上，强化综合防治措施，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病和主要人畜共患病，净化种畜禽重点疫病，有效防范重点外来动物疫病。农业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口蹄疫（Ａ型、亚洲Ｉ型、Ｏ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布鲁氏菌病、狂犬病、血吸虫病、包虫病的防治计划，出台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奶牛结核病、种禽场疫病净化、种猪场疫病净化的指导意见。
（一）控制重大动物疫病。开展严密的病原学监测与跟踪调查，为疫情预警、防疫决策及疫苗研制与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改进畜禽养殖方式，净化养殖环境，提高动物饲养、屠宰等场所防疫能力。完善检疫监管措施，提高活畜禽市场准入健康标准，提升检疫监管质量水平，降低动物及其产品长距离调运传播疫情的风险。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制扑杀政策，建立扑杀动物补贴评估制度。完善强制免疫政策和疫苗招标采购制度，明确免疫责任主体，逐步建立强制免疫退出机制。完善区域化管理制度，积极推动无疫区和生物安全隔离区建设。

专栏2 重大动物疫病防治考核标准

疫病
到2015年
到2020年

口蹄疫
Ａ型
Ａ型全国达到净化标准。
全国达到免疫无疫标准。

亚洲I型
全国达到免疫无疫标准。
全国达到非免疫无疫标准。

Ｏ型
海南岛达到非免疫无疫标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达到免疫无疫标准；其他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海南岛、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达到非免疫无疫标准；北京、天津、辽宁（不含辽东半岛）、吉林、黑龙江、上海达到免疫无疫标准；其他区域维持控制标准。

高致病性禽流感
生物安全隔离区达到免疫无疫或非免疫无疫标准；海南岛、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达到免疫无疫标准；其他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生物安全隔离区和海南岛、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达到非免疫无疫标准；北京、天津、辽宁（不含辽东半岛）、吉林、黑龙江、上海、山东（不含胶东半岛）、河南达到免疫无疫标准；其他区域维持控制标准。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部分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全国达到控制标准。

猪瘟
部分区域达到净化标准。
进一步扩大净化区域。

新城疫
部分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全国达到控制标准。


（二）控制主要人畜共患病。注重源头管理和综合防治，强化易感人群宣传教育等干预措施，加强畜牧兽医从业人员职业保护，提高人畜共患病防治水平，降低疫情发生风险。对布鲁氏菌病，建立牲畜定期检测、分区免疫、强制扑杀政策，强化动物卫生监督和无害化处理措施。对奶牛结核病，采取检疫扑杀、风险评估、移动控制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强化奶牛健康管理。对狂犬病，完善犬只登记管理，实施全面免疫，扑杀病犬。对血吸虫病，重点控制牛羊等牲畜传染源，实施农业综合治理。对包虫病，落实驱虫、免疫等预防措施，改进动物饲养条件，加强屠宰管理和检疫。

专栏3 主要人畜共患病防治考核标准

疫 病
到2015年
到2020年

布鲁氏
菌 病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达到控制标准；其他区域达到净化标准。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维持控制标准；海南岛达到消灭标准；其他区域达到净化标准。



奶牛结核 病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4个省（市）达到净化标准；其他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4个省（市）维持净化标准；浙江、山东、广东3个省达到净化标准；其余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狂犬病 河北、山西、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2个省（区、市）狂犬病病例数下降50%；其他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全国达到控制标准。
血吸虫病 全国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全国达到传播阻断标准。
包虫病 除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7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的其他区域达到控制标准。 全国达到控制标准。


（三）消灭马鼻疽和马传染性贫血。当前，马鼻疽已经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现病原学阳性，马传染性贫血已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现临床病例，均已经具备消灭基础。加快推进马鼻疽和马传染性贫血消灭行动，开展持续监测，对竞技娱乐用马以及高风险区域的马属动物开展重点监测。严格实施阳性动物扑杀措施，完善补贴政策。严格检疫监管，建立申报检疫制度。到2015年，全国消灭马鼻疽；到2020年，全国消灭马传染性贫血。
（四）净化种畜禽重点疫病。引导和支持种畜禽企业开展疫病净化。建立无疫企业认证制度，制定健康标准，强化定期监测和评估。建立市场准入和信息发布制度，分区域制定市场准入条件，定期发布无疫企业信息。引导种畜禽企业增加疫病防治经费投入。

专栏4 种畜禽重点疫病净化考核标准

疫 病
到2015年
到2020年

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沙门氏菌病、禽白血病 全国祖代以上种鸡场达到净化标准。 全国所有种鸡场达到净化标准。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猪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原种猪场达到净化标准。 全国所有种猪场达到净化标准。


（五）防范外来动物疫病传入。强化跨部门协作机制，健全外来动物疫病监视制度、进境动物和动物产品风险分析制度，强化入境检疫和边境监管措施，提高外来动物疫病风险防范能力。加强野生动物传播外来动物疫病的风险监测。完善边境等高风险区域动物疫情监测制度，实施外来动物疫病防范宣传培训计划，提高外来动物疫病发现、识别和报告能力。分病种制定外来动物疫病应急预案和技术规范，在高风险区域实施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与联防联控，健全技术和物资储备，提高技术支持能力。
六、能力建设
（一）提升动物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建立以国家级实验室、区域实验室、省市县三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体，分工明确、布局合理的动物疫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网络。构建重大动物疫病、重点人畜共患病和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病原数据库。加强国家疫情测报站管理，完善以动态管理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加强外来动物疫病监视监测网络运行管理，强化边境疫情监测和边境巡检。加强宠物疫病监测和防治。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能力建设。加强疫病检测诊断能力建设和诊断试剂管理。充实各级兽医实验室专业技术力量。实施国家和区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增加疫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经费投入。
（二）提升突发疫情应急管理能力。加强各级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指挥机构和队伍建设，完善应急指挥系统运行机制。健全动物疫情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储备应急处理工作所需的防疫物资，配备应急交通通讯和疫情处置设施设备，增配人员物资快速运送和大型消毒设备。完善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进一步完善疫病处置扑杀补贴机制，对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过程中强制扑杀、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给予补贴。将重点动物疫病纳入畜牧业保险保障范围。
（三）提升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能力。依托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乡镇兽医站和村级兽医室，构建基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网络，强化疫苗物流冷链和使用管理。组织开展乡村兽医登记，优先从符合条件的乡村兽医中选用村级防疫员，实行全员培训上岗。完善村级防疫员防疫工作补贴政策，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和医疗保健措施。加强企业从业兽医管理，落实防疫责任。逐步推行在乡镇政府领导、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下，以养殖企业和个人为责任主体，以村级防疫员、执业兽医、企业从业兽医为技术依托的强制免疫模式。建立强制免疫应激反应死亡动物补贴政策。加强兽用生物制品保障能力建设。完善人畜共患病菌毒种库、疫苗和诊断制品标准物质库，开展兽用生物制品使用效果评价。加强兽用生物制品质量监管能力建设，建立区域性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检测中心。支持兽用生物制品企业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及质量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对兽用生物制品产业的宏观调控。
（四）提升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加强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能力建设，严格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保障日常工作经费。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管理，推行动物和动物产品指定通道出入制度，落实检疫申报、动物隔离、无害化处理等措施。完善养殖环节病死动物及其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政策。实施官方兽医制度，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完善规范和标准，推广快速检测技术，强化检疫手段，实施全程动态监管，提高检疫监管水平。
（五）提升动物疫病防治信息化能力。加大投入力度，整合资源，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国家动物疫病防治信息化建设，提高疫情监测预警、疫情应急指挥管理、兽医公共卫生管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兽用生物制品监管以及执业兽医考试和兽医队伍管理等信息采集、传输、汇总、分析和评估能力。加强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
（六）提升动物疫病防治社会化服务能力。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构建动物疫病防治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动物诊疗机构多元化发展，不断完善动物诊疗机构管理模式，开展动物诊疗机构标准化建设。加强动物养殖、运输等环节管理，依法强化从业人员的动物防疫责任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地方兽医协会，不断完善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行业协会合作机制。引导社会力量投入，积极运用财政、金融、保险、税收等政策手段，支持动物疫病防治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效运行。加强兽医机构和兽医人员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收费管理，制定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
七、保障措施
（一）法制保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参照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和国际通行做法，健全动物卫生法律法规体系。认真贯彻实施动物防疫法，加快制订和实施配套法规与规章，尤其是强化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活畜禽跨区域调运、动物流通检疫监管、强制隔离与扑杀等方面的规定。完善兽医管理的相关制度。及时制定动物疫病控制、净化和消灭标准以及相关技术规范。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制定相应规章制度。
（二）体制保障。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健全机构、明确职能、理顺关系，逐步建立起科学、统一、透明、高效的兽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健全兽医行政管理、监督执法和技术支撑体系，稳定和强化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切实加强机构队伍建设。明确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益性质。进一步深化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以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为主体的新型兽医制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兽医机构和兽医队伍评价机制。建立起内检与外检、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养殖动物与野生动物协调统一的管理体制。健全各类兽医培训机构，建立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培训机制，加强技术培训。充分发挥军队兽医卫生机构在国家动物防疫工作中的作用。
（三）科技保障。国家支持开展动物疫病科学研究，推广先进实用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动物疫病防治的科学化水平。加强兽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资源集成融合，充分利用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国家参考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大专院校兽医实验室以及大中型企业实验室的科技资源。强化兽医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技术研究平台建设，增强兽医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依托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攻克一批制约动物疫病防治的关键技术。在基础研究方面，完善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研究平台，深入开展病原学、流行病学、生态学研究。在诊断技术研究方面，重点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构建诊断试剂研发和推广应用平台，开发动物疫病快速诊断和高通量检测试剂。在兽用疫苗和兽医药品研究方面，坚持自主创新，鼓励发明创造，增强关键技术突破能力，支持新疫苗和兽医药品研发平台建设，鼓励细胞悬浮培养、分离纯化、免疫佐剂及保护剂等新技术研发。在综合技术示范推广方面，引导和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抓好技术集成示范工作。同时，加强国际兽医标准和规则研究。培养兽医行业科技领军人才、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以及兽医实用技术推广骨干人才。
（四）条件保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动物疫病防治纳入本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将动物疫病监测、预防、控制、扑灭、动物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测管理等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实行统一管理。加强经费使用管理，保障公益性事业经费支出。对兽医行政执法机构实行全额预算管理，保证其人员经费和日常运转费用。中央财政对重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监测、扑杀、无害化处理等工作经费给予适当补助，并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支持。地方财政主要负担地方强制免疫疫病的免疫和扑杀经费、开展动物防疫所需的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以及地方专项动物疫病防治经费。生产企业负担本企业动物防疫工作的经费支出。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编制和实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进一步健全完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兽药监察和残留监控、动物疫病防治技术支撑等基础设施。
八、组织实施
（一）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规划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省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动物卫生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对制定单项防治计划的病种，要设定明确的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适时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对在动物防疫工作、动物防疫科学研究中作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二）明确各部门职责。畜牧兽医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实施本规划所需的具体措施、经费计划、防疫物资供应计划和考核评估标准，监督实施免疫接种、疫病监测、检疫检验，指导隔离、封锁、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各项措施的实施，开展动物卫生监督检查，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本规划，在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部门要根据本规划和相关规定加强财政投入和经费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要加强入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卫生部门要加强人畜共患病人间疫情防治工作，及时通报疫情和防治工作进展。林业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工作。公安部门要加强疫区治安管理，协助做好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强制扑杀和疫区封锁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安排紧急调用防疫物资的运输。商务部门要加强屠宰行业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支持冷鲜肉加工运输和屠宰冷藏加工企业技术改造，建设鲜肉储存运输和销售环节的冷链设施。军队和武警部队要做好自用动物防疫工作，同时加强军地之间协调配合与相互支持。

构建执行程序中的证据制度之探讨

贺伟军


内容提要：构建执行程序中的证据制度对于健全执行的体制功能颇有建设意义,本文拟从执行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切入，通过对执行证据关系的经济分析以提炼执行证据规则，进行体系性论证。这也是对证据制度的大胆探索，以期在现行执行体系下对推进执行机制改革有所启发。
关键词： 执行证据 经济分析 证据规则

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证据法作为介乎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特殊门类日益在现代司法领域中凸显其重要地位。在证据法学领域，“证据” 一词前常被冠以“诉讼”，似乎“诉讼证据”已成了“证据”的代名词。然而，随着执行问题的彰显和执行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健全执行程序证据相关制度的呼声日高，证据在执行中具有的独立程序功能以及对实体的直接影响，使其亟待完成自身理论的梳理及与相关制度的谐和。因而，构建执行程序中的证据制度以形成独立完备的执行证据体系，更契合当前亟待完善及今后完备的执行机制下的证据体系完整实有必要。本文拟从执行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切入，通过对执行证据关系的经济分析以提炼执行证据规则，也是在执行新理念下的一次有效探索，粗浅的构想以期对构建现代执行证据制度有所启迪。

一、 执行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
价值取向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属于概然的评判范畴。价值评判方法有三种功能：一是引导制度本身的建构；二是在制度操作中的矫正、规范功能；三是制度运行后的总结、归纳功能。它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分析过程。我们说的执行证据价值取向也未有一个统一的度衡标准，只是在探讨中以求其精。
首先，要定位执行证据必先要与执行活动本身启剖，这不得不回到执行权的性质分析上来。学界有关于执行权系行政权抑或司法权，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学说。如果姑且将这些争论搁起的话，在笔者看来至少在现行体制下，执行权应是兼具行政性与司法性属性的权力。而执行证据之所以具有与诉讼证据相异也大概就在于因执行权运作中的行政性带来的。应该讲，执行作为同在民事诉讼体系下的一项程序，应受诉讼规则统领，执行证据的大部分原理、规则应与诉讼规则无二致。然而正因为执行程序的内在特性，使执行证据不得不作为有其自身内在特性体系存在，从而形成与诉讼证据无法雷同的规则体系。执行这一活动在司法中的尴尬也带来执行证据制度的尴尬，如果归属司法权，自然适用司法（指司法裁判）中的证据规则；如果归属行政权，自然也归于行政法范畴而引入行政证据（而非司法证据）的理念。体制的尴尬必带来了理论的内在不协调，现行执行机构作为司法机构（行使司法权的法院）下的一部分，又不得不以其特殊性论之。因此，哪怕在今后执行机构整合的情况下也脱不掉执行权运作的本来属性（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探讨现行机制下的执行证据制度颇有裨益。立足于执行权的兼容性，执行证据的糅合特性，必令证据规则体系也见其兼容之特色。
其次，当代民事司法模式一直存有当事人主义抑或职权主义之争，这将带来对执行证据制度的思考。民事诉讼最为明显也最为重要的原则是当事人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对于诉权的保护无疑不断强化了处分权与辩论权的程序功能。虽说职权主义即使在英美等国的最新诉讼改革也有所体现和强化，但仍无法导致当事人主义在诉讼中的不可替代位置的灭失。与诉讼程序一样，在执行程序中采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同样决定了当事人在执行活动中的地位及功能，这类模式的抉择无疑也带来法院在其中的功能界定，这也直接涉及到另一个类似问题的探讨，那就是在执行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是谁？是当事人，还是法院。笔者认为，当事人主义盛行的现代诉讼体制下尤其作民事执行这样一种私权的救济方式应更多地引入自治理念；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法院在取证过程中投入的司法资源不宜较扩张地运用于私纷中（甚至滥用）。因此，要树立执行证据理念，必先倡导执行证据的当事人主义，法院不再对执行过程的证据制作、采集“大包大揽” ，除特殊原因确应由法院取证外，均应由当事人举证。否则，举证义务人将承担执行中的举证不能责任，直接导致承担结果定义上的证明责任。（这关联到法院有限举证规则，将在后文详述）
再次，执行原则的归纳、总结在新的执行理念下对立法、司法中的影响至深，执行证据规则同样要受制于这些执行原则。首者，执行证据制度的第一要义是要将证据展示在当事人之间，以增强执行权运作的说服力，这就是执行证据公开问题，直接体现执行公开原则。次者，执行证据规则的不断缜密会在强化其自身结构的同时对程序产生直接的推进效应，体现了程序正义的真谛。再次者，将执行过程逐步演炼成“以证据说话”的过程，严格的执行证据展示、审查和采纳过程必将助于被执行主体执行能力的认定，在证据穷尽、证据说明被执行主体不具备偿债能力或具备其他法定终结原因时，证据起到的作用是为执行有限、执行穷尽等原则提供论据支撑。
再者，申请人或被执行人在执行中的地位应该讲还是平等的，不但要保护申请人在执行中的程序权利，同样对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权利也应重视，这就关涉到执行程序公正问题。权利的平等保护就需要行之有效的细化规则予以保障，执行证据制度担当的就是给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对抗机会，换言之即“机会平等”（ 亚里士多德语）
再次者，我们探讨执行证据制度是在当前上下正着手理顺执行权体系、执行机构设置及相关体制的环境下提及的，极易可能具有“断章性” 。但“取义”必受制于当前的执行现状，执行难既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难点，因而解决实证地解决这一问题必成当务之急。我认为现行体制下的执行证据制度仍需以高效为其价值取向之一。由于执行运作具有时机性、裁量性、策略性。执行效率的低下又成为执行工作一大“瓶颈” ，执行证据必将立足于为高效执行提供制度支持。证据制度的设计要在注重本身效率价值达成执行证据制度的内部运作的可操作性、便捷性的同时，加强与其他执行制度的协和。否则，证据体系再怎么完善，一旦成了执行的后阻力，使执行的顺利开展反而不便，这也就背离了执行本身的要求。
综上，构建执行证据制度应以迅捷、高效为基准理念，在强化当事人对抗主义的证据模式下，以证据公开为载体实现证据的程序公正。

二、以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执行证据的特性分析
民事主体的行为作出以前总在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每个法律意义上的人的交易行为都具有经济性。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凭借对信息的占有作出不同选择，其具有的功利性是明显的，在诚信出现危机的商业社会中，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也体现一定的经济性也是不足为怪的。这必将给我们设置执行证据制度提供鉴别。申请人在执行证明中应负主承担责任，然而如果过分强调之，必会纵容被执行人，视申请人的举证状况而作出决策上的博奕性选择；如果认为其不负积极申报的效益高于成本时就会助长其选择不积极、诚实进行财产申报。申请人同样也在揣摩举证收益与成本问题，应该讲，执行证据收集必然产生成本的，我们讲这是信息投资计入成本。当申请人认为收集执行证据成本过大，甚至与债权持平而感不经济时，就会挫伤其为执行付出努力的积极性，这又不助于执行，因此在制度上需要作一种尺度的衡量来达成二者之间的功用充分彰显（这主要取决于执行官的裁量运作）。现在我们在执行中，申请人的立案进入执行程序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完事”了，接下来是执行庭的事，其实这本身就是种认识误区。任何一个国家为民事程序投入的司法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况且，当事人在交易形成的交易风险并不能代之以执行风险，法院不可能担保执行的实际到位率。就像每一笔交易的一方无法担保该笔交易风险为零一样。执行存在风险问题，它要达到的是程序上的执行措施穷尽方可。执行严谨程序施用后形成的也是一种“法律事实”而非必然为客观事实之全部。不论申请人，还是被执行人只要在执行中发掘主观能动性而作出理性的策略选择，这就是证据制度的初衷，也旨在降低法院为执行投入司法资源这一外部成本。
接下来，我们不妨再从证据关系的角度正视执行证据问题。在诉讼理论中，我们认为原、被告与法院三者形成的关系构成等腰三角形，原、被告在诉权上的平等，地位上的平等，法院在未裁判之前假定有关诉请事实为不确定，所以诉讼中因证据交换形成的信息关系应该讲是等位的，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不偏袒任何一方，赋予当事人针对均等或对等的证明对象进行抗辩的证明权利。但在执行中则不同，申请人、被执行人、法院三方对执行信息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也是不对称的。就证明对象就是被执行人的执行能力（包括财产状况及履债能力）而言，被执行人自己是最为清楚的，他占有的是完全信息。相对而言，申请人凭借交易中或执行中收集的信息毕竟是被执行人的信息一部分而非等同于全部。法院在执行中占有的信息除当事人举证外即为调查取证所得，也必小于完全信息。但法院因在执行中的地位而很有可能在双方掌握的信息间形成不确定状态，双方当事人所透露出的信息会因逻辑加工后形成互补，因此，剔除申请人掌握完全信息因素之外，在被执行人不完全公开信息的假设前提下（几乎完全成立），法院与申请人在取证功能上互为弥补。因而三主体之间的证据关系是分层次，又是互为替代的。这种关系的分析助于制定证据规则中发挥制度功能，以期达到信息的完全化。
分析了执行中信息的不对称对证据制度构建之意义后，我们还是着重来看法院在执行证据关系中的行为选择问题。常有执行庭权力过大的论调，如果相较存在的话，也在于自由裁量权问题，我看这主要是执行未形成证据化，而证据制度未规范化，难免形成很多环节仅停留在非证据形式上，造成难以收集、难以固定、难以监督，从而导致很多执行问题遗留或堆积。执行官全面把度执行进展，对个中环节形之成据，不但可作为执行程序推进的依据，也是加强执行监督的必要。执行官对当事人的举证无论认同与否，必将因证据制度的完善载之于卷，而且依可证证据形成的执行事实，有利于执行理念（尤其在执行穷尽上）的贯彻。此外，执行本身是项策略性、实施性的权力，凭借证据巩固后形成的“执行法律事实” 选择种种执行策略施以权力，也是助于朝最有利于执行到位的方向努力。
综上，在进行证据充分的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执行证据本身的特征：
一是证明对象的单一性。执行中最大功能就是让被执行人履行业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履债就关键看义务人的能力，包括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客观能力往往又是证明之重点，一般为财产之状况。因此，执行证明对象一般仅为义务人之履债能力。
二是证明方式的单向性。只因为证明对象的单一性导致了执行中各方示证均围绕这一证明对象展开。这种单向性相对应于诉讼就是举证责任的移转问题，执行证明中就不存在举证责任移转问题，仅就同一事实（履债能力）作证明即可。
三是证明责任的互补性。我们在上文也提到被执行人占有完全信息，但因从其归结利益出发一般不完全披露信息。因此在执行难状况下如若只存在申请人与法院的情形取证情况下，在申请人与法院之间相对于完全信息而言是互补推进的。这里需要明确，法院在执行中因权力运作需要也部分地承担证明责任，但它的责任不是终极责任，其证明不能的结果意义上的责任仍由申请人替代承担。

三、 执行证据规则
在上文进行执行证据价值取向、特性之分析以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构建规则。规则是在原则指导下的规范，因此，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和体系化特征。笔者拟在上文探讨的基础上作些不成熟的规则体系构思以抛砖引玉。
执行证据规则参照诉讼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应分三大规则系统：即示证规则、查证规则、采证规则。在示证规则子系统之下有（申请方）举证主承担规则、（被执行方）财产申报规则、（法院）有限取证规则。在查证规则子系统下，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避无效规则、形式审查为主规则。采证规则子系统之下有推定规则、处分以举证完备为前提规则、证据穷尽规则。本文依次作简陈。

Ⅰ、示证规则。
在示证子系统规则下，主要解决执行程序中的证据开示（举证）主体及其承担问题，这是执行证据制度建立在法制体系下的一个自约性规则。
（一）、（申请方）举证主承担规则
上文已提到，执行证据制度理念仍宜采当事人主义模式为主，尽量降低司法资源在两造民事纠纷中的耗费。在执行中，申请人作为与证明对象相对最较为接近的一方，其在交易中自然较为容易掌握执行信息，从举证成本上来讲较凡取证必经由法院来得低得多。《民事诉讼法》的证据有关规定虽较为笼统，但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申请执行的本意在公法意义是对既判内容的维护，而在私法意义上是申请人依照生效文书针对义务人提出的履债请求，仍属于一种私法请求，他在执行中仍应承担交易风险带来执行不能风险。因此由申请人主承担举证责任是应有之义。
举证范围：申请方应就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生活）生产状态、下落负举证责任，财产状况自然包括其动产、不动产，债权的名称、种类、数额……。被执行人生活（生产）状况包括日常生活的状况（被执行人为单位的为生产经营状况）。
申请方的举证应在立案时提出，提出有困难的，在立案后十五日提交，有新的状况的在执性期限里举证。申请方举证应以书面形式递交，在执行过程中，法院藉以作出相关认定的依据。不举证或举证不充分的，将承担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如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
（二）、（被执行方）财产申报规则
被执行人对自己的执行能力作如实汇报是诚信社会的必然要求，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规定也有此规定。被执行人应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十日内向法院申报财产状况，逾期将承担拒不申报的责任；如果申报不实的，依照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惩处，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申报范围：被执行人是个人的包括：1、本人收入存款及其所在金融机构；2、房产、车辆、物资等财产；3、无形资产状况；4、共有财产及份额状况；5、债权状况；6、应承担的债务、抚养、赡养等状况（需保留生活底限的证明）。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包括：1、流动资产状况、基本账户、其他资金账户；2、固定资产状况；3、投资、债权情况；4、分支机构状况；5、无形资产状况；6、其他可执行财产或权利。
（三）（法院）有限举证规则
法院在执行中不能充当一切事务的包揽者，执行程序的公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适度超然。法院在举证体系中仅是起到一种候补的功能，不能代替当事人的取证。只有在当事人举证因客观原因有困难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由法院依职权调整。而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原则上应严格圈限，一般依当事人申请符合一定条件才启动，其条件为：属于国家部门保管必须由法院调取的；或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且必须符合申请人无力收集或因客观原因无法收取与本案有关的明确线索的。法院调取证据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由于现行体制下多因行政管理机关的因素拒绝普通公民甚至律师调查，因此法院应为开拓法律所容许的律师介入范围创造条件，可采取协查令的方式交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向有关部门调取。

Ⅱ、证据审查规则
这是执行证据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规则，主要涉及到对证据能力的认定，主要有：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这也是各大诉讼证据中普通的规则，主要限制违反法律规定要件的证据进入认证系统。在审查提供的证据中尤其注意排除的要素主要：1、违背法定证据形式的。如证据形成系出具者随意作出，又如不具备可信的相应形式的，法官可以认定不予采用，2、取证主体违法的，如取证主体为无权作出者，即可以此驳回。3、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明过程中不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要求作成的，可不予采纳。这里主要涉及到行政管理机关作成此类证据往往会有程序要求的问题，因而宜须严格审查。
（二）规避无效规则
非法证据规则重在审查证据相关要件的合法性问题，而规避无效规则重在一种目的合法性的审查，是法律目的合法与否的抽象性原则在证据制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