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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


关于印发《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察暂行规定》的通知

水监（2006）256号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规范行政监察行为，完善行政监
察机制，预防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商业贿赂和职务犯罪行为发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察暂行规定》，现将
该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监察部驻水利部监察局反映。
附件：《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察暂行规定》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察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察行为，强化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察（以下简称"招标投标行政监察"）是指水利行政监察部门依法对行政监察对象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遵守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违纪行为的调查处理。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不得替代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所规定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与水利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采购等的招标投标的行政监察活动。
　　第四条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上级水利行政监察部门可以指导和督查下级水利行政监察部门的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
　　第五条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遵循依法监察、实事求是、突出重点、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职责

　　第六条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招标投标管理和监督职责等情况开展监察；
　　（二）对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情况开展监察；
　　（三）对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的评标委员会成员遵守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情况开展监察；
　　（四）对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的投标人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情况开展监察；
　　（五）受理涉及招标投标的信访举报，查处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章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方式与程序

　　第七条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全过程监察；
　　（二）对重要环节和关键程序进行现场监察；
　　（三）开展事后的专项检查。
　　第八条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根据工作计划和需要进行立项；
　　（二）制定监察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1.根据招标投标项目，制定监察工作实施方案；
　　2.确定监察人员和检查时间，必要时可以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3.通知被监察单位；
　　4.公布举报电话、信箱、电子邮箱等；
　　5.组织实施。
　　（三）向所在监察部门提交监察工作报告；
　　（四）受理信访举报，并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五）根据检查与调查结果，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第九条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加强与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的配合与沟通。

第四章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内容

　　第十条 开标前的监察：
　　（一）对招标前准备工作的监察：
　　1.招标项目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了项目审批手续；
　　2.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是否已经落实；
　　3.招标项目分标方案是否已确定、是否合理。
　　（二）对招标方式的监察：
　　1.招标人是否按已备案的招标方案进行招标；
　　2.邀请招标的，是否已履行审批程序；
　　3.自行招标的，招标人是否已履行报批程序；
　　4.委托招标的，被委托单位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
　　（三）对招标公告的监察：
　　1.招标公告是否在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媒介发布，在两家以上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公告内容是否一致；
　　2.招标公告是否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投标截止日期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有关事项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
　　（四）对招标文件的监察：
　　1.招标文件是否有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以及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的内容；
　　2.评标标准与方法是否列入招标文件，并向所有潜在投标人公开；
　　3.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是否合理，是否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是否有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内容；
　　4.招标文件中载明的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5.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的，是否在规定的时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
　　（五）对资格审查的监察：
　　1.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资格条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和有关规定；
　　2.是否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仍在处罚期限内或者在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信用等方面存在的不良记录进行审查；
　　3.是否存在歧视、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行为。
　　（六）对标底编制的监察：
　　1.招标人标底编制过程及结果在开标前是否保密；
　　2.招标人标底（或者标底产生办法）是否唯一。
　　（七）对投标的监察：
　　1.招标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核实投标文件递交人的合法身份；
　　2.招标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当场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
　　3.招标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按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终止投标文件的接收。
　　第十一条 对开标的监察：
　　（一）开标程序是否合法、公开、公平、公正；
　　（二）开标时间是否与接收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同一时间；
　　（三）开标地点是否为招标文件预先确定的地点；
　　（四）有效投标人是否满足三个以上的要求；
　　（五）招标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核实参加开标会的投标人代表的合法身份；
　　（六）招标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按照法定程序，组织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或者委托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
　　（七）招标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将所有投标文件均当众予以拆封、宣读。设有标底（或者标底产生办法）的，是否当场宣布标底（或者标底产生办法）。
　　第十二条 对评标的监察：
　　（一）对评标委员会的监察：
　　1.评标委员会组成人数以及专家库的使用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2.评标委员会成员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回避要求；
　　3.评标委员会中技术、经济、合同管理等方面的专家评委是否占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4.专家评委的产生是否根据专业分工从符合规定的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技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除外；
　　5.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的产生时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6.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是否保密。
　　（二）对评标过程的监察：
　　1.评标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2.评标标准与方法是否与招标文件一致；
　　3.招标人是否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4.评标委员会成员是否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要求；
　　5.评标委员会成员是否独立评审，但确需集体评议的除外；
　　6.评标委员会是否出具评标报告，评标报告的讨论及通过、中标候选人的推荐及其排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对中标的监察：
　　（一）招标人是否按评标委员会的推荐意见确定中标人。与评标委员会推荐意见不一致的，理由是否充足；
　　（二）招标人是否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三）招标人与中标人是否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十四条 对招标投标活动中其他情况的监察：
　　（一）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否依法正确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
　　（二）是否存在非法干预招标投标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等行为；
　　（四）中标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其他需要监察的事项。
第五章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权限

　　第十五条 要求招标人将年度招标计划及时报送监察部门；列入监察工作计划的具体项目的招标公告发布、招标文件出售、评标委员会成员产生等事项于三天前报送监察部门；评标结果与报告按时报监察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对标底编制、资格审查、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及合同签订等与招标投标有关的活动进行监察。
　　查阅或者复制与招标投标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
　　第十七条 要求涉及招标投标的被监察的单位和人员就有关事项作出解释和说明。
　　第十八条 协调建设管理、招标投标管理、财务、审计、预算执行、质量监督等单位（部门）参与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对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要求有关单位（部门）和人员进行配合。
　　第二十条 对违反招标投标规定的行为，行政监察人员可以予以提醒、纠正或者制止；不及时进行整改的，可以提出监察建议；情节严重构成违纪的，依法作出监察决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招标投标行政监察工作纪律要求

　　第二十一条 参与招标投标行政监察的监察人员应当依法办事、遵守纪律、坚持原则，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以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不改的，应予以撤换；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处理：
　　（一）对监察中发现问题不及时采取措施，以致造成损失或者使损失扩大的；
　　（二）纵容、包庇违法违纪行为的；
　　（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四）泄露保密事项的；
　　（五）不遵守工作纪律的；
　　（六）其他有碍招标投标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的。
　　第二十二条 行政监察对象应当依法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配合监察部门开展工作。对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一）拒绝、阻挠监察人员监察的；
　　（二）未严格执行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
　　（三）不遵守招标投标工作纪律的；
　　（四）循私舞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
　　（五）其他有碍招标投标活动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监察部驻水利部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订相应的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采取招标方式实施的部门集中采购项目、限额以上分散采购项目开展行政监察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9月1日起施行。




水利部
2006年8月14日



论对向犯

侯斌


摘要：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对向关系；对向犯；共同犯罪；刑事责任

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作为对象的人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被害关系，二是对向关系（也称对合关系）。在被害关系中，存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在对向关系中，没有被害人，行为双方不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而是互为行为对向的关系，即行为双方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且以相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交互关系[1]，例如受贿行为与行贿行为之间就是典型的对向关系。对于存在这种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向犯。
在刑法理论中，对向犯概念常见于关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的论述中，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必要共同犯罪包括对向犯和多众犯两种形式[2]。但是，必要共同犯罪应当以共犯一罪为特征，而对向犯包括了双方行为人共同构成同一罪，或者各自构成不同的罪，或者只有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三种情形，后两种情形要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实为不妥。因此，笔者认为，对向犯概念不应仅限于必要共同犯罪之中，而应当广义地理解为具有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它包括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对向犯形式，但不止于该种情形，还应当包括那些虽然双方行为人不构成共同犯罪，但犯罪之间具有对向关系的情形。这也是本文所称对向犯的内涵。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对向犯具有以下特征[3]：一是对向性。即对向犯双方行为人具有互为行为相对人的关系，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二是犯罪性。对向犯既可以是对向关系双方构成同一罪，也可以是构成不同的罪，还可以是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但必须以至少一方构成犯罪为前提。三是法定性。对向犯是一种法定的犯罪形态，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也应当根据刑法加以认定。
一、对向犯类型
对向犯可以从对向关系的表现分类，如分为买卖关系的对向犯、管理关系的对向犯等，也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对向犯的定罪处罚的情形来加以分类。考虑到对向犯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故从刑法规定的定罪处罚情形来对对向犯进行分类更加科学。由此，对向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同罪同刑
同罪同刑就是对对向行为的双方都确定相同的罪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这类对向犯是真正的必要的共同犯罪。就其对向关系的表现来看，包括了买卖关系、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等。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这类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表现为买卖关系，一方购买，一方出卖，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均构成犯罪，并且主要以“非法买卖……罪”的形式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中。具体犯罪包括：（1）出售、购买假币罪；（2）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3）非法买卖核材料罪；（4）非法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5）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6）收购、销售赃物罪；（7）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9）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10）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11）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
2、其他关系的对向犯。即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是除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包括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接送关系等。具体犯罪包括：（1）串通投标罪。在招投标中，招标与投标是发包建设工程、购买成套设备等民事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如果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即构成串通投标罪，属于对向犯。（2）重婚罪。重婚罪中，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相婚行为，也构成重婚罪。重婚者与相婚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3）接送不合格兵员罪。接受方与输送方一接一送，双方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
（二）异罪异刑
异罪异刑是指法律规定对向行为的双方都构成犯罪，但是却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并适用不同的法定刑。该类对向犯不是共同犯罪。其对向关系的表现为买卖关系、行受贿关系和管理关系。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2、行受贿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受贿罪与行贿罪；（3）单位受贿罪与对单位行贿罪。
3、管理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偷税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2）脱逃罪与私放在押人员罪；（3）走私罪与放纵走私罪；（4）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5）偷越国（边）境罪与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
（三）只罚一方
对向犯的双方行为人并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对于一些对向犯，法律规定只有一方构成犯罪，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该类对向犯的对向关系主要还是买卖关系，还有挪用-使用关系等。具体犯罪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购买侵权复制品行为；倒卖文物罪与购买文物行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与购买淫秽物品行为；贩卖毒品罪与购买毒品的行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与买假身份证的行为；挪用公款罪与他人使用挪用的公款行为等，但不止于这些犯罪行为。
二、对向犯的刑事责任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的不同，对向犯可以分为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这样分类同时表明了刑法对对向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方式：对于属于同罪同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定同一罪名，并在法定刑范围内，按照共同犯罪人的量刑原则予以量刑；对于属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分别按照各自触犯的罪名定罪量刑；对于刑法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一般认为只对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一方定罪量刑，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对向犯的刑事责任的确定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应当按照刑法规定的罪名定罪量刑。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我们不能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双方的共犯的刑事责任，而应当分别定罪。存在争论的是第三种类型的对向犯，该种对向犯，刑法只明确规定对向关系的一方所触犯的罪名，对另一方没有明确规定构成犯罪，那么能否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例如贩卖和购买淫秽物品行为，法律只规定贩卖一方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购买一方并不构成犯罪，对购买一方能否作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来处罚？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否定说认为：如果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包含或必须以另一个主体的行为为前提，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对该主体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法律没有要处罚该主体的意思，如果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来加以处罚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4]。肯定说则认为：如果对向犯参与一方的行为属于正常情况，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这种参与行为是反常的、过分的，则应当适用总则的任意共犯的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5]。笔者认为，刑法既然规定对该类对向犯只处罚一方，另一方一般应当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但是如果另一方的行为是过分的、不正常的，如教唆引起一方犯罪的，则应当考虑是否以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确立标准来判断不罚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受罚的范围。
对此，国外刑法理论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种[6]，一是正常模式说，认为不受处罚的对向犯一方的参与行为只要是属于正常情况的参与形式，即使根据总则中共同犯罪的规定，该参与行为是可罚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也不适用总则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参与行为的形式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参与行为的正常模式，则应当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提出“请将该书卖给我”，购买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贩卖”的概念中，当然包含有购买者的要求，其行为没有超出正常模式。但是，如果贩卖者的犯罪意思和行为是在购买者积极执着地一再要求、诱惑或者帮助下导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模式，应当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积极行为说，该学说认为只要不受处罚一方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向行为，就可以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责任。同样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如果购买者积极主动地联系贩卖者，实施了购买行为，就应当以贩卖淫秽物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三是排除不罚理由说，认为应当从不处罚其中一方的理由上来分析，首先，对向关系一方是被害人的不处罚；其次，对于一些不具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不处罚，例如窝藏罪中，对于请求藏匿的罪犯来说，要求其不这样做显然是不具期待可能性的，因此，对请求藏匿的罪犯不以窝藏罪教唆犯追究其责任，既然不罚的理由是基于上述两种情况，那么，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超出了这些理由，就应当受到处罚。
综合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不罚一方是否适用总则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上，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相比正常模式说更加宽泛。而通说认为，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刑法在规定处罚一方时，当然预想到了不罚一方的行为，既然刑法不对其行为设立处罚规定，就表明刑法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而立法者所能想到的不罚行为的表现当然只是这类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可能表现为：寻找贩卖者，向贩卖者提出“卖给我”要求，付货款等。购买者的行为有可能是过分积极的，如多方寻找贩卖者、数次向贩卖者提出要求等，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仍然属于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也就是说，仍然在刑法不认为应当处罚的范围之内。因此，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设立的宽泛的条件过分扩大了“不罚一方”受处罚的范围，而正常模式说所设立的处罚标准更为妥当。由此，要判断不罚一方是否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应当看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是否属于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如果其行为表现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向犯刑事责任的展开
（一）“不罚一方”的可罚性具体判断
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了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来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来看，无非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也就是说，“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只可能是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模式，什么情况下不正常，则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1、教唆行为。所谓“教唆”，是指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怂恿、嘱托、胁迫、诱骗、授意等[7]。在“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如果教唆“受罚一方”犯罪，则可能根据共同犯罪的教唆共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是说，凡是“不罚一方”存在教唆，就肯定会被追究，如果这种教唆是对向犯的正常模式，是不应当作为教唆共犯定罪的。以“贩卖—购买”对向犯为例，如果购买者被动接受贩卖者的兜售而购买的，当然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并要求“卖给我”，贩卖者因此而卖给他，购买者的行为就是教唆行为，但是，从“贩卖—购买”对向关系的模式来看，当然可能存在着购买者向贩卖者主动提出要求，哪怕是积极的数次要求，这也仍然属于正常的行为模式，不应当作为贩卖者的教唆共犯。那么，购买者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超出了正常的行为模式呢？笔者认为，教唆没有犯罪意思的人来实施犯罪，则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教唆引诱没有贩卖毒品犯意的人贩卖毒品给他，购买者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的教唆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2、帮助行为。“不罚一方”可能因为其帮助行为而构成共犯，但是并非“不罚一方”有协助相对方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的就认定为共犯，还要看其帮助行为有没有超过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居民身份证时，向伪造者预付了钱款并提供了照片，这样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购买了，而是为伪造行为提供了帮助，才使得伪造行为得以实现，但是，这种预付钱款和提供照片的行为应当是购买假居民身份证不可缺少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超出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不应当以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其帮助行为是过分积极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挪用公款犯罪中，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参与策划，帮助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就是超出了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应当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司法解释的评说
1、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有人认为，这一解释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因为作为犯罪行为对象的人，不能因其组织、教唆、帮助、共谋、配合行为而构成该犯罪的共犯[8]。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前所述，“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挪用公款犯罪中的使用人，如果是“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就属于教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来实施犯罪，其行为就已经超过使用人行为的正常模式。“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则是超出了使用人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上述两种行为均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使用人的共犯的刑事责任。
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解释有欠妥当之处。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行为，不包括购买、使用该类产品的行为。如果购买行为要成立销售行为的共犯，也要求购买人有超出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单纯的购买并在随后使用的行为显然符合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要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共犯定罪是没有其充分的理由。当然，以司法解释来进行法律拟制，规定该购买、使用行为就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更是明显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该解释有越权扩大解释之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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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