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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 叶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司法体制不断健全，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知法、懂法和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也大大提高。公正裁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公正这一方面，人民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也有不少案件，法院在适用法律和实体裁判上都没有错误，并且也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解释和息访止诉工作，但当事人仍不服裁判结果，甚至社会上的群众也认为裁判结果有误，其原因究竟在于何处呢？说到底，就是因为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统一。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符合社会正义的相对独立的一般认识，司法活动的正确与否包含着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两个方面。所谓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就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在范围上不确定的社会大众对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所持的认同与否的态度；而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则是指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上及裁判结果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坚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已成为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宣传文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提法之一。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对具体案件所作出的裁判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得到当事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即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一般是一致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之间出现有差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法律的滞后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的不统一
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认知后的总结。然而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在一定时期的认识可能由于各种事因的制约而不能穷尽认识对象的所有方面，出于这种认识结果而制订的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具有了先后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法律着眼于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普遍调整，这就要求法律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规范性以及不任意变化的稳定性，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一场全方位的嬗变，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同时促进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许多法律在制订时虽具有一定的应时性和超前性，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异常迅猛，使法律在制订后不久就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得法律的预见性、超前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不一致，造成法律力求实现的正义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
二、法律自身的逻辑性与社会传统思维习惯的不统一
任何社会规范及行为准则都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性，法律规范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社会传统的思维逻辑习惯与法律规范的逻辑有时会出现不同，就势必会造成社会大众从传统社会思维习惯的角度出发而对建立在法律逻辑基础之上的司法裁判结果产生抵触。例如，一位父亲一怒之下将其经常虐待家人且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儿子杀死，在一般群众眼中，他无疑是“为民除害”的英雄，而法律却可能因此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可能就不会为群众所理解，从而出现群众联名请愿，要求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情形。此时，司法机关的司法“为民”就会与为民除害的“为民”产生冲突，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就会出现不一致情形。
三、司法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群众普遍知道的一个审理案件的基本准则，一般情况下，法院只有查明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事实之后，才能在所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作出裁判。因为引起双方当事人产生纠纷的事实都是过去已发生过的事实，而法院审理案件时所查明的事实通常是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事实，有时尽管证据比较充足，但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也不可能会全现已发生过的客观事实，它反映的只是客观事实中的某一大方面，而不是全部，此时审判机关通过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出的裁判所实现的公正与正义的本来面目会不一致，从而造成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产生怀疑，致使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出现不一致。
四、审判过程中程序与实体问题重视程度的不一致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诉讼中的当事人比以往更加注重自己的诉讼权利，除了要求人民法院公正的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之外，也要求人民法院充分的保障自己的诉讼权利。一般情况下，适用法律程序是否公正，是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作出判断的，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否则，即使裁判结果实体上合法，案件也可能会被指为裁判不公。近几年来，法院不断开展要求审判人员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避免暗箱操作，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过程的透明度的工作，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却仍存在着不少审判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这就出现了在不少案件中，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息访息诉工作，且实体裁判和适用法律也没有问题，但怎么解释当事人还是不服，认为法院存在暗箱操作，程序不公的现象，甚至影响到社会大众也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质疑，从而造成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一致。
五、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与时代的要求不一致
法律的实施是依靠法院的审判活动来实现的，审判活动也总是通过个体法官的个案审理和裁判来进行的。但是任何一部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么明确，具体，都会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我国虽然是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成文法，但法官也同样享有自由裁量权。实践中，由于法官的学历，经历和年龄的不同，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会有所不同，体现在对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裁决都会出现差异。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但是具体怎样减轻，减轻多少，法律都未作规定，全凭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同样的伤害结果，实践有判受害人承担10％责任的，也有判承担20％甚至30％责任的，这公正吗？实际的，上述裁判均未违法，从法律效果上看，他们是公正的。案件类似，但裁判结果却不一致，这在法律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正表明了个案裁判的公正。然而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都是有限的，虽然现在的普法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民群众大都还处于知道“欠债还钱，杀人抵命”，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水平，至于怎样正确的保护，保护的正确与否则还处于一知半解状态。要想让所有人都认识到“法律是一门学科，要想真正掌握并认识他，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认同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可以甚至完全可能与另一个案件有所不同，而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法律上都是公正的。所以，参照一个案例提出上诉、申诉，指责对自己的这一案件裁判不公的当事人才会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些人眼里，类似的案件如果没有相同的结果，这样的裁判就是不公，从而造成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
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体现在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从审判工作的整体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形势及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衡量，追求司法裁判中“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是必须的，只有两者一致，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得以实现。然而，如何才能更有效的做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呢？笔者在此发表一些的肤浅观点，以供大家探讨。
一、牢固树立司法公正的裁判理念，弥补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规范是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他告诉人们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自从有法开始到今天法律逐步完备，有这样一个事实已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即由于法律在制订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不可能穷尽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然而法律具有原则性的特点都始终未变。立法本身的目的就在于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这两者是统一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即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来达到调整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诉讼最根本的目标就是给诉讼当事人一个公正、公平的裁判，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由于法律的滞后性问题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矛盾，所以要想弥补法律自身的局限性，除在新类型的社会矛盾出现后，及时有针对性的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外，法官还应牢固把握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在出现法律滞后的情形时，以公正、公平为永恒的裁判标准，全面把握法律的精神，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案件发生时的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时间因素等，以公平、公正的诉讼目标来审核证据，理解法律，并作出裁判，从而使裁判结果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达到两种效果的统一。
二、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树立司法权威的观念
曾有位美国大法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裁判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不是因为我们的裁判十分公正无私，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最终裁判权；我们之所以拥有最终裁判权，是因为我们裁判的公正......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的公正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正，裁判的权威是建立在法律权基础上的权威。换而言之，就是在法治社会中，对于裁判结果公正与否的评价，应以法律标准作为最基本的标准，同时法律标准也应是评价司法裁判公正与否的唯一标准。我国是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的国家，封建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法院是保障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因此，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结果都存在着过高的期望值，要想改变这种状态，首先应在司法体制中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性，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使社会大众树立起司法裁判具有至高无尚权威的观念。因为仅有法律、司法机关而缺乏法治意识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国现阶段虽经“三五”普法教育，但“法盲”不仅在农村，甚至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众中也屡见不鲜，社会法治意识的谈薄，直接导致了公民、单位对国家法律、法院裁判的漠视，致使审判权威不高，法律尊严不存。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尊重法院的审判权威，人民法院的审判若没有权威，就必然会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从而导致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次，在执法过程中，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加法制宣传的内容，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会有裁判正确与裁判有误两种截然想反的感受，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也都存在着裁判公正与不公正两种观念。如果能让社会大众及当事人认识到法院的裁判是最终的，其必须接收，那么他们对该裁判自以为不公正的认识将会大大淡化。如此，这项依法作出的裁判在根本上又是对其有利的，因而是公正的，应当予以尊重、维护和执行。正是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在对社会大众的普法教育上，不仅要让社会大众知法，懂法，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应加强社会大众对法律权威和法院裁判权威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促进两个效果达到统一。
三、增强法官素质，加大阳光工程力度，做到程序与实体并重
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具体行使者，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职责，其职业道德素养、法律适用水平 、专业知识结构和审判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进度。作为英国著名法官、律师和哲学家的培根对法官的素质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法官应当博学而不只是止于聪明；法官应当受到尊敬而不只是止于受到欢迎；法官应当深思熟虑，而不是止于自满，自信。但只有这些仍不够，正直才是法官之命脉与圣德。”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队伍离法官要求的精髓还相差很远。只有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教育法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并在思想上解决为准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树立求实、严谨、刚正、廉洁、文明的职业形象，才能使法官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信任和尊重的人。才能通过审判案件的职务行为，传播先进法律文化，弘扬法制精神，使司法裁判文书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
近年来，社会大众不断“疾呼”要求法院彻底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法院内部也加强了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透明度的力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法院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理性告诉我们，追求实体公正永远只是相对的，甚至常常是困难的，难以把握的。而程序公正，则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这是因为，公正的裁决不仅应该存在，更重要的是应让人们看到它是存在的。裁判的实体公正，惩治了违法，伸张了正义，只能让守法公民和有正义感的那部分公民感到他是公正的，而要使整个社会相信法院裁判的公正，只能通过合理正当的司法程序。因此，法官在重视实体裁判，实体公正的同时，必须重视程序公正，以程序公正来展现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证明实体公正。在西方国家，他们的传统作法是“重程序、轻实体”，按他们的说法是：“实体错误侵害的仅仅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程序错误则是侵害全民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实际上，依据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程序与实体并重是对执法的基本要求。要真正解决此问题，就应严格执行审判制度，减少庭前裁判法官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的机会，强化和健全审判流程管理及监督体制，将审判的辅助性工作如送达法律文书等与庭审工作彻底分开，且增加辅助性工作和庭审工作的透明度，增强当事人举证和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的自觉性，从诉权和程序上保障裁判的公正，从而达到两种效果统一的目的。
四、净化诉讼代理人市场，建造良好有序的诉讼环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1、律师；2、当事人的近亲属；3、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帮助诉讼当事人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以便于当事人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目前的诉讼代理人市场却较为混乱，一方面表现为个别律师功利思想严重，案件败诉后，不是运用法律向当事人解释，反而将败诉的责任推到法院身上，鼓动诉讼当事人上诉、申诉或上访；另一方面，许多不具备律师资格的公民以个人名义大量代理案件，充当诉讼掮客，从中渔利，造成社会大众对法院失去信任感。笔者认为要杜绝目前诉讼代理人市场混乱的现象，就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根治，即一方面由司法部门加大对诉讼代理人的管理制度和职业素质教育，对不具备代理资格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制订相应的司法解释由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严格审查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对没有代理资格的坚决杜绝其参与诉讼，从而减少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误解，达到两个效果统一的目的。
除上述对策之外，加大诉讼调解力度也是保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相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调解是调和纠纷，其结果是建立在诉讼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也是相一致的。对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追求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是有节制的，因为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应当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最高规范。司法机关只有公正高效地依据现存的法律在对个案追求正义的基础上，在保证个案的法律效果的前提之下，再去追求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才具有实际意义。


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下发《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治指南（试行）》的通知

卫发电[200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控制，我部组织专家制定了《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治指南（试行）》，现印发给你们，供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参照执行。
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将意见反馈给我部。
附件：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治指南（试行）

卫生部办公厅
二OO五年三月四日

附件：
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治指南（试行）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下简称流脑）是由脑膜炎奈瑟菌（Neisseria meningitidis，Nm）通过呼吸道传播所引起的化脓性脑膜炎，常在冬春季节引起发病和流行，患者以儿童多见，流行时成年人发病亦增多。根据Nm群特异性抗原—荚膜多糖的不同，一般将Nm分为13个血清群，其中以A、B、C三群常见，占流行病例的90%以上。人感染Nm后大多数表现为鼻咽部带菌状态，只有少数成为流脑患者，其主要临床表现为突发性高热、头痛、呕吐、皮肤和粘膜出血点或瘀斑及颈项强直等脑膜刺激征，脑脊液呈化脓性改变。少数病例病情严重，病程进展快，救治不当易导致死亡。尽管Nm感染性强，但它对外界的抵抗力较弱，在外环境中存活能力差。
我国曾于1938年、1949年、1959年、1967年和1977年先后发生5次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其中以1967年春季最为严重，发病率高达403/10万，病死率为5.49%，流行范围波及全国城乡。但自1985年开展大规模流脑A群疫苗接种之后，流脑的发病率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发病率一直稳定在0.2／10万左右，未再出现全国性大流行。我国以往的流行菌株以A群为主，B群其次，C群少见，但近些年B群和C群有增多的趋势，尤其是在个别省份先后发生了C群Nm引起的局部流行。
为加强流脑的防治工作，提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流脑疫情的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制定流脑防治指南。流脑的防治采取以加强个人防护、预防接种、加强监测、早发现病人、积极隔离治疗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一、报告与监测
（一） 疫情报告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流脑作为乙类传染病报告与管理。
执行职务的医护人员和检疫人员、疾病预防控制人员、乡村医生、个体开业医生均为流脑责任疫情报告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均为责任报告单位。
各级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任何临床诊断为流脑的病例（疫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内容、程序、方法和时限报告。城市必须在6小时以内，农村必须在12小时以内通过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当出现暴发或者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的疫情时，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按照有关程序逐级上报。
（二）监测
流脑的监测包括对病例的监测与主动搜索，健康带菌者监测，病原学监测，特殊人群监测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医疗机构要尽可能在使用抗生素治疗前采集病人脑脊液、血液、咽拭子标本，及时送实验室检测。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尽快开展流脑病原、血清学诊断和药敏实验。
2、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收集流脑病例的脑脊液或急性期血液标本或脑脊液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要求以县为单位的报告首例病人必须采样，出现流行时病例的标本采集率要达到50%以上。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发现流脑首例病例后应在病例密切接触者预防性服药前采集10—20人咽拭子标本，分离到的菌株要及时送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鉴定，必要时送国家实验室鉴定。
3、发现首例病例后，对病例所在县（市、区）的医疗机构开展病例搜索，必要时开展社区病例主动搜索。
4、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年要开展健康人群中2岁以下幼儿、学龄前与学龄儿童及成人Nm带菌情况和人群免疫水平抽样调查，要求全省在流行区和非流行区分别布点，每年采样100－300健康人标本，开展咽拭子细菌培养和血液标本的抗体水平检测，并对分离的菌株进一步分型。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将菌株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开展进一步实验室分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时公布病原学和血清学监测结果。
5、当出现以村、居委会或学校或其他集体为单位， 7天内发现2例或2例以上流脑病例；或在1个乡镇14天内发现3例或3例以上流脑病例；或在1个县1个月内发现5例或5例以上流脑病例疫情时，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1）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立即开展主动监测和病例搜索工作。主动监测范围、频次和持续时间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确定。各级医疗机构对所发现不明原因的具有突然寒战、高热、全身疼痛、头痛、淤点淤斑等症状的病人，实行“零病例”日报告制度。
（2）发生疫情的学校，应实施晨检制度，监测每位学生的健康状况，尤其要了解缺课学生的健康状况，并做好晨检工作的登记和报告工作。
（3）发生疫情的建筑工地，应设立务工人员进出登记制度，掌握本工地流动人员情况，指定专人负责务工人员健康状况监测。
6、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定期开展流脑疫情报告情况检查和督导，及时进行疫情分析和预测、预报。
流脑监测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下发。
二、流行病学调查和预警预测
（一）流行病学调查
流脑是一种隐性感染率较高，病死率较高的传染病。当出现一例流脑现症病人时，标志着周围人群的带菌率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由于病人一般病情较重，基层医疗机构诊断和治疗有一定困难。因此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综合监测资料分析结果，及时对流行和暴发预警和控制疫情非常重要。流行病学调查主要包括病例的核实诊断、病例的个案调查、流行病学现场调查等内容。
通过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对照流脑的病例定义，对报告病例进行核实诊断，必要时邀请高年资专家进行排查，确定首例病例至关重要。
通过对病例的个案调查，了解病人的发病过程，密切接触者人员的姓名和居住地的发病情况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对疫情形势做出初步判定。一旦发现有流行或者暴发的迹象，或者病例为学生或民工等生活、工作、学习接触密切的人群时，应开展流行病学现场调查。现场调查包括病人居住地周围的病例搜索，病人发生地医疗机构的病例主动搜索等。当病人为幼儿园儿童、学生、民工等生活、工作密切接触的人群时，对幼儿园、学校、工地等要进行详细地病例搜索和追踪观察。
由于流脑隐性感染率高，直接接触病人感染发病的概率较低，暴露的家庭成员的流脑发生概率为0.4％—4％，难以发现病例之间的必然联系，主要根据病例的时间聚集或者地点聚集和易感人群积累状况等因素对疫情做出初步估计，必须再结合实验室结果等相关因素做出综合分析，判定疫情趋势。
（二）预测与预警
预警、预测必须建立在相应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结合历年来流脑疫情数据、实验室检测、健康人群带菌状况和血清抗体水平监测结果等信息进行分析，对当地流脑疫情进行预测和预警。各级卫生主管部门根据预测和预警的结果，及时制定和部署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三、免疫预防
各地应根据历年来流脑病例实验室诊断、健康人群带菌状况和血清抗体水平监测，开展A群流脑多糖疫苗、A+C群流脑多糖疫苗接种，有条件的省（地区）应将A群流脑多糖疫苗、A+C群流脑多糖疫苗纳入儿童免疫规划。
流脑暴发或流行时，应根据疫情的动态，在省级卫生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开展儿童和高危人群流脑疫苗的应急接种。
预防接种工作严格按照预防接种技术管理规程及国家对流脑疫苗使用的有关规定实施，要特别注意掌握预防接种禁忌症。
目前，根据我国现有疫苗情况，推荐A群流脑多糖疫苗与A+C群流脑多糖疫苗使用原则如下：
1、A群流脑多糖疫苗：起始接种时间为出生后6—18月，接种2针，第2针与第1针接种间隔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3岁时接种第3针，与第2针接种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年。
2、A＋C群流脑多糖疫苗： 接种对象为2岁以上的人群。
（1）2岁以上者已接种过1针A群流脑多糖疫苗，接种A+C群流脑多糖疫苗与接种A群流脑多糖疫苗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3个月；
（2）2岁以上者已接种2次或2次以上A群流脑多糖疫苗，接种A+C群流脑多糖疫苗与接种A群流脑多糖疫苗最后1针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年。
（3）按以上原则接种A+C群流脑多糖疫苗，三年内避免重复接种。
四、疫情控制综合措施
（一）加强医疗机构内流脑防控工作
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中的各项规定，切实做好医院流脑预检、分诊工作；在发现疑似患者时，应立即进行诊治，并及时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查、登记，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要加强医院内消毒隔离和防护措施，防止流脑在医院内的交叉感染。
医务人员要加强培训，掌握流脑的临床特征、诊断标准、治疗原则，及时发现病人；同时要掌握消毒、隔离和个人防护知识和措施。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做好技术指导，卫生监督部门要加强各项措施落实的督导检查。
（二）病人治疗与管理
流脑病例应当按照属地化的原则就地隔离治疗，收治医院要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病例的转归情况。要尽早采取规范治疗，避免或减少严重并发症。如因病情严重需要转院治疗，必须采取严密的隔离措施。
医疗机构要按照监测要求在对病人进行抗生素治疗前采集脑脊液、血液、咽拭子等标本，及时送实验室检测。
病人的临床治疗原则参见卫生部下发的《流脑诊疗要点》。
（三）密切接触者管理
密切接触者是指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病人看护人员以及任何可能暴露于病人口腔、鼻咽分泌物的人员。对密切接触者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医学观察：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随访，时间至少为7天（自最后接触之日算起），期间内可不限制其活动，但要告知其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一旦其出现突然寒战、高热、恶心、呕吐、流涕、鼻塞、咽痛、全身疼痛、头痛等症状，要主动申报，并及时就诊。所在地乡村医生、校医、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人员等负责医学观察工作。
2、预防服药：发生流脑流行时，可对密切接触者采取的应急预防性服药。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往年流脑细菌耐药性的相关情况选择当地预防服药的种类，也可以参考卫生部网站上公布推荐使用的预防药物目录。
（四）应急接种
当发生流脑流行时，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并根据流脑病例实验室诊断、人群免疫监测和菌群监测等结果，决定使用疫苗的种类并尽快组织对病例周围高危人群开展应急接种工作。
A群流脑多糖疫苗接种对象为6个月－15岁儿童，或根据当地发病情况扩大接种年龄范围；A＋C群流脑多糖疫苗接种对象为2周岁以上儿童、中小学生及其他高危人群，在流行区可对2岁以下儿童接种。
（五）消毒处理和个人防护
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开展和指导社区、学校等疫源地和周围环境开展湿式清洁，必要时用1％漂白粉澄清液或其它含氯制剂喷雾消毒，定期开窗通风。对物体表面可用适当浓度含氯制剂擦拭。
负责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和医疗救治的工作人员要加强个人防护，及时做好药物预防和免疫预防工作。同时注意避免医院内的交叉感染与传播。
（六）加强区域联防
疫情调查处理时要加强不同部门或机构间的协作，如疫情发生在两县或多县交界地区，由该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协调处理该区域疫情；如属不同市，由省卫生厅负责协调处理该区域的疫情。
各级疾控机构要及时将有关疫情信息向相邻省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适时向社会通报疫情。
（七）加强部门合作和健康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
1、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流行季节前，各地可通过各种媒体宣传防治流脑的科普知识，增强广大群众预防流脑的意识。教育群众搞好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勤扫地、勤洗手、淡盐水漱口；开窗通风，保持室内外空气流通。引导群众加强营养和室外活动，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
2、在卫生部门与各有关部门参与或监督下，托儿机构、中小学校、厂矿、工地、商场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要搞好环境卫生，保证空气流通。
3、发生流脑疫情后，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适时公布疫情，做好与媒体的沟通，避免处置过度造成社会恐慌。当疫情严重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有关规定，启动应急预案，实行群防群控。
4、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辖区内学校、建筑工地和医疗机构的流脑防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进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