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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


呼和浩特市水土保持条例

【数据库】中国法律法规大典（2004地方库）

【文献号】5712

【时效性】有效

【法规名称】呼和浩特市水土保持条例（2002年5月25日）

【法规分类】水利

【颁布部门】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颁布日期】2002年5月25日

【实施日期】2002年8月1日

【正 文】



　　　　　　　　 呼和浩特市水土保持条例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呼和浩特市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５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建设的持续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活动及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水土流失，是指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资源的破坏和损失。

　　本条例所称水土保持，是指对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本条例所称水土资源，是指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成土母质。

　　第四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全面规划，防治结合，加强监督，注重效益的方针；

遵循谁开发建设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土地使用权人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其使用权范围内的水土资源，并负责治理因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工作，各旗县区人民政府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的规划、国土、环境保护、市容、建设、农业、林业、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同级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土保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跨旗县区生产建设项目、市属开发区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由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土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控告。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土保持的宣传教育工作，鼓励采用水土保持的先进技术，奖励水土保持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 预防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制度，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组织全民植树造林、种草，保护植被。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从事毁林开荒和其他破坏水土资源的行为。

　　第十条 市和旗县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调查评价水土资源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并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水土保持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同级水务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规划的修改，必须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应当列入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十一条 市和旗县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水土保持规划和水土流失状况，划定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重点监督管理区及重点治理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重点防治。

　　第十二条 在下列区域不得从事挖砂、取土、采石（矿）、采伐林木等损坏植被的活动：

　　（一）水库、塘坝水位线以上至第一重山脊以下的区域；

　　（二）河道及水渠两侧外延１００米以内的区域；

　　（三）铁路、公路两侧外延５０米以内的区域；

　　（四）崩塌滑坡危险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区域。

　　第十三条 开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旅游开发区和从事房地产开发；修建铁路、公路、电力工程、水工程、市政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从事开矿、采石等土木工程的，开发建设单位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并持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办理建设项目其他手续。计划、国土、规划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将水土保持方案作为审批建设项目的必备条件。

　　第十四条 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实行分级审批制度。具体审批权限与程序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执行。

　　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不得变更。

　　第十五条 水土保持方案分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水土流失预测；

　　（三）水土流失防治方案；

　　（四）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五）方案实施措施及实施方案的资金情况；

　　（六）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的其他内容。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内容及格式由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十六条 市和旗县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自接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之日起，应于一个月内批复。逾期未批复的，申请单位可以视为批准。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所需的建设经费，必须列入建设项目工程概算、预算，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由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有关内容进行施工，实施水土保持方案的资金应当专项用于防治水土流失。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开发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因施工引起水土流失。

　　建设项目需要挖填土方、剥离表土的，应当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施工，不得破坏原有防洪排涝体系的功能，严禁向江河、水库、河道、沟渠倾倒余泥、砂、石、渣土。因采矿和建设使植被受到破坏的，必须采取措施恢复表土层和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在铁路、公路两侧地界以内的山坡地，必须修建预防水土流失的护坡或者采取其他整治措施。



　　　　　　　　　　　　　第三章 治理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水土保持工作列为重要职责，按照水土保持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对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对于水土流失区域，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规划，制定具体的治理计划，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恢复和整治水系。

　　第二十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安排治理水土流失专项经费，用于治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及投资建设公共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专项经费应当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步增加。

　　除财政安排的水土保持专项经费外，还应当通过以下渠道筹集水土保持专项资金：

　　（一）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费的１０％至２０％，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可增大比例；

　　（二）征收的水资源费中提取３％至５％；

　　（三）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农业发展基金中安排用于水土保持项目的资金；

　　（四）征收的水土流失防治费和收取的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五）水利建设基金中提取５％；

　　（六）其他用于水土保持的经费。

　　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自筹或者吸收社会资金治理水土流失。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引进外资开发治理。

　　第二十一条 荒山、荒地、荒草、荒水、荒滩水土流失的治理开发，要因地制宜、统一规划，采取生物、工程和农艺等多种措施，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坚持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和种植的林草，应当按照国家技术标准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的，应当建立档案，设立标志，实行管护责任制。

　　第二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人对在其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负责治理。

　　土地使用权人因技术、人力等原因无力治理的，必须缴纳防治费用，由市或旗县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第二十四条 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破坏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地形、地貌、植被或者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等水土保持设施，使原有水土保持功能降低或者丧失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第二十六条 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水土流失监测网络，对全市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并定期向政府报告和向社会公告。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的报告或公告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水土流失的面积、分布状况和流失程度；

　　（二）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及其发展趋势；

　　（三）水土流失防治情况及其效益。

　　第二十七条 有水土流失防治任务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定期向批准水土保持方案的部门通报本单位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情况。

　　第二十八条 市和旗县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辖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情况进行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实施前没有申报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向县级以上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并履行其水土保持义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二款、第十二条规定的，由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恢复或采取补救措施，并处其损坏面积每平方米１元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申报水土保持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未获批准而擅自动工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停工，限期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并可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改正的，处１千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人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由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限期仍未治理的，处１万元以下罚款，并强制治理；水土流失危害后果严重的，处造成水土流失面积每平方米２元以上５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停业治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单位和个人对应缴纳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而逾期不缴纳的，每拖延一日缴纳１‰滞纳金。

　　第三十五条 破坏水土保持设施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水土保持监督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水土保持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收费和罚款未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费和罚款票据的；

　　（二）未依法及时查处水土保持违法行为，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

　　（三）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限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贪污、挪用、截留水土保持资金的；

　　（五）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决定、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７日呼和浩特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并经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的《呼和浩特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呼和浩特市水土保持条例》的决议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５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呼和浩特市水土保持条例》，由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经济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

梁华仁 陈清浦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应该说，“经济犯罪”这一法律用语的外延和内涵是非常模糊的，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无论是刑法学还是犯罪学，在使用“经济犯罪”的时候，所界定的范围经常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具体而言，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各类犯罪行为；一是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狭义上经济犯罪外，还包括财产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各类犯罪；还有一种情况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上述两类范围外，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有时甚至还包括渎职犯罪。 由于它们多是非暴力性质犯罪，在适用死刑问题上存在较多共性，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概念。
我国刑法将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罪名数量上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79年刑法典中，法典规定可以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有：贪污罪、抢劫罪 ，共2个，占总数的7.4%。
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单行刑法，这些单行刑法将使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主要有：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确定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可以使用死刑；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将走私罪细化分解为多个罪名，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第171条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的走私毒品罪合并，确定罪名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确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的伪造国家货币罪修改为伪造货币罪，并将其法定最高刑提高为死刑，同时，对新增加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这两个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除去已经重叠或者后来又修正的罪名外，立法机关通过单行刑法增加了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数量为20个，加上原有的2个，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共计22个，这样，刑法立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共有71个，经济犯罪就占到31%，比原来7.4%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1997年刑法典进行修订，刑法分则在原来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将单行刑法加以整合，经济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上只是略作调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具体分布状况如下：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查收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共16种，占80%；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盗窃罪、抢劫罪。共2种，占10%；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贪污罪、受贿罪。共2种，占10%。从整体上看，刑法典中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共68个，经济犯罪的死刑数量为20个，占29.4%。比刑法典修订前略有下降，但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较，上升幅度明显。
经济犯罪数量上的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的数量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也不断加大、加深，；由于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种社会报复的道义观念在我国仍然深入人心 ；重刑主义无论是在立法者还是在一般社会民众中间还广有市场。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立法中死刑数量不断增加。
二、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无论是科以死刑的犯罪行为数量上还是刑罚的执行方法上，死刑的多发性和残酷性都是其他刑罚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死刑制度提出了挑战。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极力主张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从此揭开了死刑废除论和死刑存置论论战的大幕。死刑存废论战的结果是将死刑逐出了刑罚体系的中心，并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进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运动。 死刑存废的争论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现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死刑的限制与扩张之争，特别是在经济犯罪领域内，是取消还是保留（甚至是扩张）死刑的争论显得更加突出。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具有不同的特质，对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考察是解决争论的必要路径。
（一）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考察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也可以称为正当性、正义性。对死刑公正性的考察是必要和合理的：公正观念的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对死刑的评价，找到了死刑的公正价值的道德渊源。因为公正观念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社会观念，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正当的，而不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则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不正当的。与此相适应，将对死刑的评价奠基于社会公正观念之上，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因易于为人所接受而必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何谓“公正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公正和正义都存在不同的认识。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维护自然的秩序，法便是公正与非公正事物之间的界限。《法学阶梯》中则把正义表达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到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在哈特看来，正义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正义；
无论对公正和正义有多少种回答，公正和正义的相对一致性仍然是存在的。具体到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上，刑罚的公正性就在于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种类上分配的等质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在于：刑罚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不得大于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刑罚方法的严厉性不得超过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如果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了犯罪的严重性，就是对犯罪人的不公正，即使严厉的刑罚方法为预防犯罪所必需，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虽然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正当的，但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否则，手段的非正义性最终亦会影响目的的正义性；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在于：罪刑相适应，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无罪无刑，罚当其罪。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合称为刑罚与犯罪的等价性，它全面衡量了刑罚的适用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正义。
还应当看到，经济犯罪死刑的公正性和死刑的公正性不是同一概念。死刑的公正性是指死刑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正义性的标准。死刑具有公正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无论是死刑的存置者还是死刑的废除者，都认为死刑的公正性是一个不争的命题。 从历史源源上看，死刑是最原始的法律制裁手段和刑罚方法，它的产生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以命还命”的同态复仇习惯背后潜在着一种朴素的以物易物式的等量公正，这正是等价公正的原始形态；从现实角度看，与杀人行为等价的刑罚方法也非死刑莫属。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需要将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和死刑所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为正，若前者小于后者，公正性则为负。
解决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含义后，我们来考察经济犯罪侵害的具体法益。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经济犯罪侵害的法益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害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盗窃罪侵害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贿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人所有价值和权利的载体。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不具有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效益性考察
死刑的效益性是基于死刑目的而产生的刑罚价值。众所周知，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只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社会才能使自身免受犯罪侵犯之害。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当然也是预防犯罪，具体而言，是为了避免科处死刑的类似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因此，死刑的效益性就在于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功利权衡。简而言之，死刑的效益性就是解决的是用死刑的方法预防犯罪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的问题，以死刑来预防犯罪有无必要，是否值得。
考察经济犯罪死刑的效益性，要从死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和取得收益两个方面进行。经济犯罪死刑所付出社会成本主要有：剥夺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权益成本；由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支付的罪犯以无偿劳动弥补其所造成经济损失的机会成本；死刑特别而又严格的诉讼程序，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的经济支出。等等。对此，美国学者莱科尔曾提出：在今天，考虑到所有代价——包括财政消耗与我们的法院和监狱消耗，有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明显地比无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昂贵 。
经济犯罪死刑的收益无非是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死刑对社会的预防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我们先来看特殊预防，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剥夺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和能力，使其不再重新犯罪。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死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生命，生命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当然也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前提。“人死万事休”便是死刑彻底、完全的特殊预防作用深刻而又朴素的揭示。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经济犯罪中，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是否一定要以剥夺犯罪人生命方式来进行。经济犯罪中，大多数的犯罪需要特殊的条件，比如有的需要特殊的身份（贪污罪、受贿罪），有的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走私方面的犯罪、生产伪劣商品的犯罪），有的需要特殊的犯罪工具（金融诈骗罪）。如果有针对性地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完成对类似犯罪行为再犯的预防。如开除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人的公职，他永远不可能再去贪污公共财产和收受贿赂了，如对走私犯罪人实施高额度的罚金，并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再犯该罪的条件积累。因此，用死刑的方法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特殊预防没有必要，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以使犯罪分子以外的人不产生犯罪念头，不再走向犯罪之路。有学者认为，犯罪分子以外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类：潜在的犯罪人、受害者、其他守法者。
对受害者和其他守法者的预防，死刑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安抚和平息民愤上。安抚受害者的受伤心灵，以满足其内心本能的报复愿望，可以阻止被害人极其家属因私力报复而犯罪；平息其他守法者的民愤，淡化他们基于普遍正义感而产生的对犯罪人的憎恨心理，这种憎恨心理极易转化成对惩罚犯罪人的要求，死刑的实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守法者因为义愤而加害犯罪人，避免私刑，起到阻止犯罪连锁反应之效。另一方面，死刑的实施意味着对犯罪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可以强化其守法意识，阻止其仿效犯罪人，步入犯罪歧途。
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多是个人对社会的犯罪，受害者具有抽象性和不特定性，不像暴力犯罪那样，行为指向的是明确、具体的受害个体。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是抽象的“超个人利益”，受害者往往缺乏明显的受害意识。如，走私犯罪侵害的是国家海关监管制度，一些个人单从自身角度可能认为不受其害反得其益；贪污罪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于具体的个人利益联系不甚紧密；受贿罪也多因相对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无法产生受害心理；即便是盗窃罪，可以处以死刑的也只是盗窃金融机构或者国家文物，受害者也是抽象的国家而非个人。经济犯罪受害者的特殊性使死刑丧失了安抚功能，同时也因民愤不像暴力犯罪那样强烈，使经济犯罪死刑失去了阻断私刑的社会效益。
对潜在的犯罪人，死刑具有威慑力，而且还具有最强的威慑力。死刑的痛苦性决定了威慑性必然存在，死刑的威慑力量，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它可以阻止一部分潜在的犯罪人走向犯罪道路。
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使经济犯罪死刑的威慑性客观存在，但又使它非常有限。首先，经济犯罪大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定的“法定犯罪”，而非基于“内在的恶”而实施的“自然犯罪”；其次，经济犯罪一般具有“准犯罪性”，犯罪者本人较少存在罪恶感，往往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最后，经济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成因上看，经济犯罪多为“管理型”和“智力型”犯罪。经济犯罪上述特殊性，犯罪人基于自身的合理解释和高智商的侥幸心理，大大减低了死刑的威慑力量。
刑罚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痛苦性和惩罚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要减少经济犯罪，更有效的措施在于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法制，以及施以及时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单单加大刑罚的的痛苦性，用科以死刑的方法去解决。
从应然意义上看，任何财产的总合也无法和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因而，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刑罚投入，无论在预防犯罪方面多有效果，都因保护的权益价值小于所剥夺的价值而不具有有利性，因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效益性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加大刑罚的痛苦性直至科以死刑来预防犯罪的过程，也同样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在递减。 我们把刑罚手段的痛苦性作为“某种消费的物品”，把预防犯罪作为“满足程度”，我们以消耗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微小的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是不符合死刑的效益性原则的。
我们还可以从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打击层面来考察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效益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犯罪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携款外逃，有些犯罪人特意逃往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一旦在国外抓获，可以因为逃往国没有死刑，逃避严厉处罚。若逃往国和我国达成的引渡协议，必须遵守“死刑犯不得引渡”原则，但由于我国经济犯罪还存在死刑，在引渡问题上很难和一些国家达成引渡协议。一旦达成，我国还要根据犯罪人和外国司法机关缔结的辩诉交易，向引渡国承诺对犯罪人不得适用死刑。对引渡人员不适用死刑，影响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犯罪存在死刑，使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就图谋逃往国外，造成了大量资金外逃。如果经济犯罪立法上不适用死刑，就可以顺利达成引渡协议，从而一解打击之惑。这种情况下另一侧面也表明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不经济性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人道性考察
何谓刑罚的人道主义？刑法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行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对犯罪实施者的一种宽容态度。 人道是一种道德观，其基本蕴含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把人当人，这既是人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因此，刑罚不能不把犯罪人当人，不能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就是不人道的。 既然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因此，死刑必然是不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方法，具体到经济犯罪，犯罪人只是侵害了经济秩序、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但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不人道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控制
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既然是不公正、不人道、缺乏效益性的，那么，我国刑事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死刑应当如何加以废止？我们赞同有的学者提出逐步废除死刑的两个原则： ：（1）必要性原则。即从正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否有必要；从反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已经规定的死刑予以废止是否必要。判断是否必要，主要看对待特定的经济犯罪设置死刑是否“过量”。（2）价值衡量原则。即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相平衡为基点，对特定经济犯罪人的人格进行法律评价，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价值。
根据上述两个原则，在立法上，可以尽快废止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16个罪名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的死刑。1979年刑法典中对这些罪名没有规定死刑，现在立法上进行废止，社会反响较小，负面效应较低。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观念的加强，财产所有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已经明显不能和人的生命权价值观念相均衡，人的生命权的价值观念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已优于财产观念，说明现在基本具备了废止两大类死刑的社会条件；国家机关“以人为本”执法、执政观念的确立，为废止两类经济犯罪死刑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学界对废止上述两类经济犯罪死刑的认识趋于同一，为实现上述罪名完全废止死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在近期的立法修订中完成这一变革。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可以从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进行。原因主要是，我国历来保持着“从严治吏”的传统，而且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民众和一些执法者内心中还存在“治乱用重典”思维模式，短时间内在立法上废止死刑，人们思想的反差较大，容易导致较多的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在立法未作变动之前，由司法机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指导对上述两罪名的死刑运用，以限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具体而言，可以提高两个罪名死刑的适用条件，必要时可以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实践中上先达到不处死刑的效果，使死刑的立法事实上变为“死亡条款”，为在立法上废止死刑创造条件，以完全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