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二)解???析总评/何宁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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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政府


河政发［2008］3号




关于印发河池市加快气象事业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河池市加快气象事业发展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元月八日


河池市加快气象事业发展实施办法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49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区气象事业发展的意见》（桂政发〔2006〕31号）精神，为了加快我市气象事业发展，更好地发挥气象工作在我市经济建设和防灾减灾中的作用，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加快气象事业发展实施办法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快我市气象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气象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防灾减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气象事业发展，推动气象现代化进程。全市已初步建立了气象监测体系和预报预测体系，极大地增强了气象业务和服务能力，拓宽了服务领域，提高了气象科技水平，气象事业为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市地处桂西北山区，属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地形和中高纬度天气系统及低纬度热带天气系统交替影响，天气气候复杂多变，气象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危害大，暴雨、干旱、冰雹、雷电、大雾、寒潮、低温等气象灾害频发，地质灾害、森林火灾、酸雨等次生和衍生灾害严重，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8亿元，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3%，严重影响了我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对气象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民群众对气象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我市气象工作还存在对地方气象事业建设投入不足，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综合气象观测能力不强，预报预测水平需要提高，气象防灾减灾系统不完善，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等问题，制约了我市气象服务效益的实现。因此，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我市气象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履行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加快综合气象能力建设，努力解决气象事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气象防灾减灾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河池提供气象服务保障。
　　二、加快我市气象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
　　到2010年，初步建成结构合理、布局适当、功能齐备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和科技支撑保障体系，基本实现气象探测自动化、信息传输网络化、气象预报精细化，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在现有水平上提高5-10个百分点，气象灾害损失降低20%左右，气象服务覆盖率达95%以上，气象整体实力在广西处于中上水平。
　　三、加快我市气象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我市综合气象观测能力。
　　综合气象观测是做好气象服务工作的基础。除国家统一部署的气象探测项目外，2008年3月底前全市要完成144个气象灾害应急地面自动监测站建设，并结合防灾减灾和工作需要在地质灾害易发地、重要江河水库、交通要线、主要旅游景区等建设自动气象站，力争实现15×15公里网格布点，提高监控天气的精度，为精细化气象服务打基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加大建设配套经费投入力度，把辖区内应急自动气象站建设和维护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要建设河池市雷电灾害监测网，完善我市酸雨观测体系，开展生态监测。要加快河池新一代天气雷达系统的建设，落实地方配套资金，按计划、进度做好建设工作，尽快投入使用。要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纳入城市、集镇和村庄规划，并按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进行保护。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落实专人协助气象部门做好辖区内自动气象站的维护工作。
　　（二）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和信息发布工作。
　　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和信息发布，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重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建设，气象部门要加强天气监测，提高气象灾害预报预测准确率，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各新闻媒体、网络和通信运营企业要与气象部门密切配合，以多种形式播发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要及时播发重大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信息，在重点场所尝试用电子显示屏、广播等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加强气象影视现代化建设，要保证电视天气预报栏目的播出时间，根据需要发展多套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增加播出时段，方便群众了解气象信息。要落实电视天气预报配套维持费，做好中国气象频道落地我市工作。各级广播电视部门要配合气象部门做好电视公共气象预报服务，建立广播电视实时插播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应急响应工作制度，建立健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传输渠道。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安全负责人的手机纳入全市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应急响应体系。开展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进社区、进农村入户工程。
　　（三）强化公共气象服务，提高服务能力。
　　要健全我市公共气象服务体系。要把公共气象服务系统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范畴，进一步强化气象公共服务职能，通过改善服务手段、增加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来满足社会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做好农村和社区公共气象服务。各级气象部门要加强决策气象服务工作，积极为各级人民政府开展决策气象服务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向党政领导及时提供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气候预测预估和其他有针对性的气象信息服务。要积极开展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工作，加强部门合作，推进专项气象服务工作。水利、国土、交警、林业、农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合作，积极推进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道路安全、森林防火以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气象预报服务工作。
　　（四）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保障公共安全。
　　要积极开展气象灾害普查和隐患排查。各级人民政府要对当地的气象灾害风险进行全面普查，明确气象灾害主要种类、重点区域和发生时段，组织制定本地气象防灾减灾规划，应对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整体推进我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要制定气象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气象服务系统，完善相关部门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协调联动机制。要加大气象防灾减灾投入力度，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今明两年要落实好配套经费，先市后县完成我市气象防灾减灾预报警报系统设备更新改造任务，建立完善2M气象信息专用网。建立城市气象灾害监测系统，加强城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在两年内要建成我市1个移动应急自动气象站。要加强防雷减灾工作。认真执行防雷审核和竣工验收行政许可，建（构）筑物未经气象部门防雷审核或审核不合格的，不得开工，未经气象部门防雷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和办理房产手续。要按照国家规定的防雷标准和设计、施工规范，在各类建筑物、设施和场所安装防雷装置，并加强防雷装置安全检测，对不接受防雷装置年度安全检测和防雷装置安全检测不合格又不按时整改的单位，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各级安监部门要把防雷安全列入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加以监控，发现防雷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各有关单位要特别注意公共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学校防雷安全，防止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指导农村地区做好雷电灾害防御工作。
　　（五）加强气候资源开发和利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是推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河池的客观要求。要充分利用我市丰富的气候资源，加强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重新普查我市气候资源，细化分类，制定我市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重点抓好空中水资源、风能和太阳能等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利用3S技术，针对我市特色农业开展油茶、桑蚕、烟叶、甘蔗、八角、板栗、野生山葡萄、核桃等气候区划，以指导和推进各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要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积极开展以人工增雨和消雹作业为重点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落实作业经费。 “十一五”期间，要在主要农业经济区域、水源区域、干旱冰雹灾害高发区域建立专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逐步更换人工影响天气设备，加快建立市、县（区）两级人工影响天气指挥系统和作业基地。要推进水电气象服务工作。要以龙滩水电站为服务重点，利用新的技术，从原来集雨区的降雨量预报服务，转为过程降水可增加库容量气象服务，提高水电发电效益和水库调度能力。要推进长寿之乡、优质酒业基地气候研究，开展旅游气象论证与分析，逐步推进气候论证工作，开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气象服务、特色产业发展、城镇规划、工业布局等气候论证工作，统筹考虑气候可行性，减少和避免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降低气象灾害风险。
　　四、加快我市气象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切实加强对气象工作的领导。气象服务是公共服务。做好气象工作不仅是气象部门的职责，也是各级各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各级人民政府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将气象事业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合理布局、有效利用的原则，统筹编制和实施重要气象设施的建设规划；定期听取气象部门的工作汇报，及时解决气象工作中的突出困难和矛盾；根据我市气象灾害的分布特点和防御工作的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气象服务机构；加强气象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气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共同促进气象事业的发展。
　　（二）建立稳定增长的气象投入机制。气象部门执行双重计划财务体制，各级政府要把地方气象事业发展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事业经费、地方气象事业维护费、专项经费和气象服务费等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增强，逐年加大对气象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特别要加大对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发布、气象防灾减灾的投入，支持气象科研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气象干部职工享受当地社会保障、房改政策和地方津贴政策。
　　（三）加强气象科普宣传。要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气象科普宣传，建立我市气象公园等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将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列入防灾减灾宣传的重要内容，注意宣传暴雨、洪涝、雷电、滑坡和泥石流灾害的防范措施，宣传气象法律法规。
　　（四）建立气象信息员制度。在乡镇和重点防御部位设立气象信息员，负责气象信息传递和气象灾害情报收集上报，帮助群众做好防灾避灾工作。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何勤华



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考察了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途径之后，作者指出，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和臣民的义务、责任，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后者强调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权威性，将法视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最后，作者还指出，多年来，我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这与我国轻视法学的传统意识有一定联系。
作者何勤华，1955年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法学”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故乡在古代罗马，是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才为西方各个国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传入中国。那么，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流变是什么样的？它反映了古代、近代中国人怎样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辞书（如《康熙字典》）或现代出版的解释中国古典文献的辞书（如《甲骨金文字典》、《辞源》、《辞海》等）中，是没有“法学”一词的。据高名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等中日学者的研究，“法学”一词是近代中国人在向日本学习过程中，从日本传入中国的(2)。然而，这个结论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才正确，即现代含义的汉语“法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法学”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

在我国，“法”和“学”字出现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古语中，“法”字写作“??”。在中国现存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现了（鹿去“比”加“与”去“一”为灬）字，写作□（读zhi）(3)，相传是一种善于审判案件的神兽。有的学者认为该字事实上就是我国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4)。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现了“??”字，写作□（克鼎）(5)。至战国时代，出现了??的简体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字仍被频繁地使用（这从前几年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语书》中可以得知），有时也与“法”字一起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6)。汉代以后，??字逐渐消失，为“法”字所取代。

“学”字比“法”字出现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学”字，写作“□”。在金文中，“学”字有进一步的发展，写作“D”(7)。古代教、学通用，释义为：一、教也，《静簋》：“静?W（教）?o□”；二、?W也，《静簋》：“小子□服□小臣□尸仆?W射”；三、?W戊，神名(8)。至春秋战国时代，在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文献中，上述含义的“学”字已是频频出现，如《论语》一书的开篇是“学而”，《荀子》一书的开篇是“劝学”等。（文中□为甲骨文，详见图）

“法”和“学”连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用语“法学”来使用，最早是在南北朝时代。《南齐书·孔稚?传》中云：“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帝）、文惠，绩映魏阁。”(9)至唐代，在白居易的《策林四·论刑法之弊》中，有“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V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也。”(10)然而，“法学”一词虽已出现，但极少使用，在表示对法律之学问时，人们一般都使用“律学”一词（孔稚?和白居易在这里使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与现代“法学”一词有重大区别）。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清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律改革，并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以及东邻日本等国家学习，包括大量翻译他们的法律和法学书籍，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也从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印入中国士大夫的意识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在司法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论文，还是在法律学堂的课程、讲义，以及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比如，在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一文中，不仅突出强调了“法律之学”，而且明确提出了“法学”之用语：“……天下万世之治法学者，……”(11)。20世纪初叶，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也使用了“法学”和“法学家”等词(12)。而在沈家本的作品中，“法学”一词出现得更多。他的著名论文《法学盛衰说》（约写成于1908年前后），全文不过2000余字，但“法学”一词出现了20次(13)。在法律课程设置方面，在1905年3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之三年制本科和一年半制速成科，1906年7月设置的直隶法政学堂之二年制预科，都正式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14)。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也不断出现，如在《大清光绪实录》卷五八三、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己酉（1907年12月26日）条中，我们就看到有如下文字：“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福铣奏：……请聘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民商法起草委员，下修订法律馆，寻奏。查欧洲法学系统，均分法、德、英三流。日本初尚法派，近尚德派，自当择善而从。……”(15)可见，尽管近代中国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还很不一样，但自19世纪末以后，“法学”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则是事实。
二
由于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是在近代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从日本输入的，所以，有必要考察“法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和演变历程。

在日本古代，并没有“法学”一词(16)。神龟5年（728年），日本仿造中国隋唐官制，设置了律学博士。从此，在日本出现了“律学”一词和以此为业的职业身份。8世纪中叶，“律学”博士改称“明法”博士(17)。以后，“律学”、“明法”又常称为“明法道”、“明法科”，但“法学”一词始终未曾出现。

明治维新前后，随着日本国民革命意识的高涨，西方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也开始传入日本。1868年，在福田孝平所著《日本国当今急务五条之事》（载1868年4月10日《中外新闻》）和津田真道编译的《泰西国法论》中，首次使用了“法学”一词。当然，前者只是提出了“法学”这一用语；而在后者的“凡例”中，则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法学，法语称之为jurisprudencc或Science
du droit，英语称之为jurisprudence或science of
law或单称law，德语称之为Rechtswissenschaft(18)。汉土的语法与英语相似，故将此学的总名译为‘法学’。”(19)明治4年（1871年）以后，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也开始广泛使用“法学”一词。而作为课程讲义的名称，则是由穗积陈重（1855-1926）于明治14年(188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首次使用的，即Enzyklopa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即“法学通论”）(20)。至19世纪末，“法学”一词在日本已成为一个基础性概念，在一些法律论著，如高桥达郎编译的《英国法学捷径》（1883年）、河地金代译《法学通论》（1886年）、穗积陈重著《法律学的革命》（1889年）、冈村司著《法学通论》（1900年），以及各大学法学部的法学通论讲义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

根据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的阐述，当时日本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已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比如，作者认为：“法学者，乃国家的科学之一部分。国家的科学者，乃心的科学之一部分。”这话乍听起来颇为费解，但若看看冈田朝太郎所画的关于“法学”的位置图便可了然(21)：（图略）
那么，在日本被创造出来，并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翻译、引进西方法律。1863年，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22)。此后，北方的同文馆和南方的江南制造局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的统计，从1862年至1895年，译出的西方法律书籍有18种。不过，由于这些书的内容均为法典和国际公法，并未涉及“法学”之用语(23)。1904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王朝开始了又一轮更大规模的翻译外国法律文献的活动。至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中对翻译活动作了一次统计，已译好的有法兰西刑法、法兰西印刷律、德意志刑法、德国民事诉讼法、普鲁士司法制度、俄罗斯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法、日本刑法、日本改正刑法、日本海军刑法、日本陆军刑法、日本刑法论、日本裁判构成法、日本裁判所编制立法论、日本监狱法、日本监狱访问录、监狱学、狱事谭、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新刑法草案、法典论、日本刑法义解，共26种。正在翻译的有：德意志民法、德意志旧民事诉讼法、比利时刑法、比利时刑法论、比利时监狱则、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刑法之私法观，共10种(24)。从这些书目可知，当时译自西方的主要是法典，涉及法律理论的则主要来自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在解释西方的法律术语时用的都是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在日语中的结合和中文不一样，发音不同，并且有些词此时所表达的意思可能和它的原意也已大相径庭(25)，但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稍一解释就能理解其内涵，故造成了当时中国人大量翻译、引进日本的法学著作，并且原封不动地照抄其汉字法律术语的局面(26)。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日本的法学著作，将日本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引入中国。笔者认为，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途径。

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唐宝锷等第一批留学生（共13人），此后，留日学生越来越多。至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总数不下2万人(27)。他们感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满怀革命的激情，前往学习西方获得成功、并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日本，探索救国救民的方略。在留日的学生中，学习法律的占很大的比重，20世纪初叶回国的留日学生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大部分与法律（包括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在日本的大学法学部学习法律（如胡汉民、沈钧儒、章宗祥、曹汝霖以及汪精卫等），或在那里阅读、研究法律（如梁启超、章太炎、杨度、吴玉章等），或在那里编辑法学杂志、出版法学书籍（如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通论(28)和第一本法律辞典《汉译法律经济辞典》(29)就是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可见，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活动，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途径。

以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设置法律学为始端，中国近代新型的大学普通高等法律教育正式起步。至1911年，北京和各地兴办的法律学堂已有近30所(30)。这些学堂，除了由中国人担任教师之外，还聘请了一批日本法学家为法学教师，如冈田朝太郎、志田甲太郎、松冈正义、小河滋太郎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至1909年，中国各法律学堂聘请的日本法学家共有57人次(31)。这些日本法学家率先在中国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因此，日文“法学”一词及其观念，通过日本教师的讲课活动传入中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明治维新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与日本官方的接触。而当时日本政府中比较活跃的人物，如外相?\本武扬（1836-1908）、井上毅（1844-1895）、广田弘毅（1878-1948），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西园寺公望（1849-1940）、原敬（1856-1921）、平沼骐一郎（1867-1952）等，几乎都是学法学出身或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因此，尽管在这种接触交往中，不会对法学作一番理论阐述(32)，但在互相介绍身份、中国官员赴日本实地进行考察等耳闻目染之下，无疑强化了日本法治社会和法学研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关于此点，梁启超和董康（中国清末修律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民国初期的司法部长）等都有很好的论述。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四个途径(33)。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途径（图略）。
四
通过对汉语“法学”一词之起源与流变过程的探究，使人们接触到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下述四个问题应予以进一步探讨。